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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前三季度，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长三角区域一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沪苏浙皖一市三省经济逐季回升。与此同时，通过更紧密的协同、更深层次的创新，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愈发明显。
固链、补链、强链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地区和产业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在打造跨区域世界级产业集群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制造业‘重镇’之一，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使一市三省产业分布形成各自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南通大学长三角城市群新发展研究院院长何建华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三角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强大，高端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制造业、新材料以及生物医药等竞争力较强。
其中，上海发挥龙头作用，不断辐射和带动苏浙皖三地联动。上海将通过努力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并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何建华表示，上海的产业基础、技术能力、人才优势等，都决定了众多战略性、“卡脖子”产业如果想实现重大突破，在上海发展才是最合理的选择。“对上海自身而言，只有坚定发展先进制造业，才能为更多新兴成果和业态的不断涌现，为服务经济健康发展铸就基石，避免城市发展‘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增强城市经济发展的后劲和韧性。”何建华说。
作为制造业大省和全国制造业基地，江苏制造业发展领先全国。“但江苏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度还不高，领军企业还不够多，品牌影响力也不够强，‘有高原、缺高峰’现象比较明显。江苏应重点把丰富的产业、科技、人才资源整合起来，把多重资源叠加优势体现出来，释放出创新驱动发展强大能量，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推动产业结构加快迈向中高端，成为能够代表和引领长三角的现代产业制造高地。”何建华表示。
浙江民营企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也是浙江经济的地方特色，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安徽近年来则抢抓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战略机遇，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强省。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各省市纷纷出台行动方案，有利于各方加快协同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业态逐步走向成熟，为科技加持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开启新空间；长三角‘新基建’潜力大、基础好，将成为下一轮的重要增长点。”民银智库宏观区域研究团队负责人应习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此同时，G60科创走廊已经成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和创新策源地。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关于支持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以头部企业为引领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协同合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的发布，标志长三角G60在产业链创新链开展更深层次的紧密合作。该意见重点强调了多维度、跨领域的九城市一体化产业创新合作新模式，鼓励九城市内产业合作示范园区、产业联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等创新联合体发挥带动作用，依托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G60科创走廊基地和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最大化转移转化科技创新成果。
何建华表示，G60科创走廊正在成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重要动力源和创新策源地，具有先行示范的价值意义。
“一是资源集聚，将优质的科创资源形成一条集聚带，发挥综合效应；二是开放协同，使沿线高校科研力量与企业产业实现深度融合，产生孵化效应；三是合作共赢，突破一城一地区划壁垒，探索科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实现路径；四是整合引领，将科创推动‘上海制造’上新台阶作为追求，发挥核心城市在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何建华进一步指出。
“不过，长三角产业分布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特征。”何建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大量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业态一般处于中低端，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与现代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趋势距离较大，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压力较大。这是长三角产业高质量发展亟待破局解题的一大“难点”。同时，虽然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从全球来看，长三角产业集群的创新竞争力仍稍显薄弱。
“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来说，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应有之义。要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先进制造业发展，重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链。”何建华表示。
何建华认为，长三角的产业转型升级与先进制造业发展应当实现“三高”跨越模式，即自主创新发展能力、全球价值链控制力以及空间集聚发展能力，三方面能力缺一不可，“通过三方面的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最终引领我国制造业向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迈进”。
针对生产要素如何在长三角区域内有序、自由流动，如何合理布局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等问题，何建华提出了五方面建议。
一是“通”，长三角区域正在大力推动基础设施一体化，构建高效便捷的互联互通交通体系，区域良好的基础设施使产业承载功能大力提升，更高效便利实现各类要素自由流动。
二是“联”，长三角城市之间在产业发展上实现联通、联手、联合，在“联”的过程中，按照市场配置、经济流量、产业集群发展的规律，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实体经济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合作共赢。
三是“融”，力求在一城一地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在园区发展、产业培育、营商环境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同城化发展。
四是“创”，强化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促进制造业不断跃上新台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
五是“峰”，发挥各自优势，深耕特色产业。
数字经济赋能新业态助力转型升级
近年来，数字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在长三角，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动能”汹涌澎湃。
从政策层面看，为打造长三角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高地，三省一市经信部门签署了《共同推进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沪苏浙皖将在推进数字经济重大创新平台建设、超前部署“新基建”、深化“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数据开放共享和场景应用、开展车联网集成创新和合作、搭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合作交流平台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加快经济、社会、政府数字化转型，助力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从产业层面看，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迎来爆发期。数据显示，2020年，上海将累计建成2万个5G基站，推进5G网络市域全覆盖；截至9月底，浙江已建成交付5G基站5.5万个，实现投资额118亿元；江苏电信运营企业累计建成5G基站6.3万个，全国排名第二；安徽全省已累计建设完成5G基站2.14万个，预计全年将顺利完成2.5万个5G基站铺设。
“以5G为引擎的‘新基建’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全新的底层支撑。”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前些年，我们主要经历的是‘数字产业化’进程，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龙头企业通过流量聚合、分发和网络协同，驱动市场扩张、用户规模扩张，构建起适应新经济的一整套的运作架构和商业模式，而5G基站等新基建则开启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全新空间。”
陈端表示，从供给侧看，以“数智化链接”打通了传统行业之间的边界，以生态化模式对生产要素进行了基于社会化协同效能提升的重组和价值链全链路重塑，对于深化供给侧改革意义深远。从需求侧看，5G为引擎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加快落地应用，将催生手机之外的诸多彼此联通协同的新型终端，线上线下无缝切换带来全新的用户体验，可以孵化出更多新产品、新业态、新职业，进而驱动整个商业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转型。
“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业态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让数据产生价值。这客观上对数据的传输、储存和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5G的应用大大提升了数据的传输速度，‘新基建’则为数据的传输、储存和处理提供了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新基建’本身涵盖了数字技术相关的研发配套设施的建设，为技术升级提供了更好的研发环境。”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胡麒牧指出，总的来看，5G和“新基建”本身即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其加速发展也为数字经济各种新业态、新模式的高效率运行，以及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5G和“新基建”发展带来的巨大投资需求，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需求就是发展方向，数字经济的强项就是消除传统业态中的需求痛点。经过数字技术改造后，很多传统产业中的瓶颈问题马上能突破，因为数字经济的新场景恰恰就是原来的消费痛点。”胡麒牧表示，未来几年，原生数字产品可能会迎来爆发式增长期，包括在线教育、在线文娱、在线社交社群等类型的产品将迎来新一轮融合创新窗口期，以绿色低碳等优势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并带动GDP增长。
不过，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仍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和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原生数字产品的变现模式更为多元，除会员制收费、IP运营增值外，但与电子商务及其他线下场景性消费深度融合的创新空间，以及内容产业和其他产业加速融合，也将为监管带来更多挑战。”陈端说。
此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陈端表示，“数字产业化”阶段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商业领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新兴技术、商业模式、多边市场与金融资本等要素的最优化协同，而到了“产业数字化”阶段，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与数字社会监管治理之间的关系则上升为重中之重。
陈端认为，既要从社会层面强化对各种创新的价值引领，也要为创新留下包容性试错空间，以技术赋能智慧治理、探索包容创新的柔性监管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金融在要素配置中的优化作用，以公正、透明、法治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造对科技创新的良好支撑，这些都是下一阶段需要着重处理的关键问题。
胡麒牧建议，下一步要从三个方面来“补短板”。首先，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需要持续推进“新基建”；其次，部分新模式、新业态的产品服务品质还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需要改进；最后，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技术驱动的新经济形态，其更新迭代速度快，实践活动走在了制度建设的前面，还有很多配套机制和制度要完善。
广揽天下英才夯实高质量发展之基
就业是民生之本，人才是发展的核心要素。今年以来，在稳就业、揽人才方面，沪苏浙皖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44.37万、96.5万、76.1万、55.5万，这四个数字是今年前三季度沪苏浙皖新增就业岗位/人数。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当下，这几个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的意义却非常重大。
数据显示，长三角三省一市均超进度完成了前三季度的就业目标，其中，江苏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总量位居全国第一；浙江、上海和安徽则分别完成了全年任务的95%、88.7%、88.1%。
企业稳，就业才稳，前三季度长三角稳就业态势向好，离不开各项稳岗促就业政策的支持。
例如，上海出台并落实了“稳就业26条”等稳就业促发展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若干意见及配套政策，全力做好援企稳岗工作，完善特殊时期就业政策服务体系。
疫情以来，江苏执行国家阶段性社保减免、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等政策，预计全年将为企业减负1000亿元，并先后出台“促进经济循环畅通50条”、“扶持中小企业22条”、“扶持商贸服务企业8条”等文件。
浙江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从稳定和扩大就业、鼓励创业和灵活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等六个方面来加快恢复和稳定就业。
安徽一方面稳企业、保就业岗位，一方面抓创新、增就业岗位。前三季度，全省累计减免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374.2亿元，并出台小微企业疫情期间增岗补贴政策、创业担保贷款新政策。
在发力“稳就业”的同时，长三角各大城市还纷纷出台了吸引人才措施，广揽天下英才。
例如，根据《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评分办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建设学科应届硕士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同时，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
安徽省为优化创新人才发展环境，各地纷纷出台独具优势的补贴政策。其中，合肥市施行《关于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明确对于重点产业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最高给予60万元的购房补贴。
浙江省以优厚的补贴凝聚和激励各类人才，为人才设立各种保障，让人才安心留在浙江发展。宁波对于符合条件的六类人才分别给予15万至800万元安家补助，在加大人才安居补助的同时，宁波还进一步放宽了落户限制。
江苏方面，南京推出十项新政，向高校毕业生们发出邀请，包括放宽落户门槛、保障人才安居、拓宽就业渠道、促进企业吸纳、营造便捷准入创业环境、有效支持激励自主创业、鼓励大学生入伍、优化就创业培训、加大定向扶持力度、加强就创业指导服务10个方面。苏州发布人才落户新政，从5月1日开始，本科学历直接落户，“先落户后就业”。同时，大专学历落户者原来缴纳社保满两年的要求拟放宽到6个月。
“对城市发展而言，人才的重要性是全方位的、综合的、系统的、深远的，通过吸引和留住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青年人才，可以让城市的产业具有活力。特别是科技成长性产业有了人才支撑，可以让城市的商业消费更繁荣，让人口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让文化活力更加勃兴，将对城市发展产生深远的促进作用。”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胡小武表示，对于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应以更有力度方式去吸引和激励，让长三角在全球竞争中展现出对青年人才的强磁场效应，助推长三角成为中国最具成长性、最具活力、最具竞争能力，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有高光表现的区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