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宣布成立政治经济研究院，这是上海交大为研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而打造的高端智库和理论创新基地。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将联合新华网思客推出“政经纵横”系列访谈栏目，就我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以及专业人才培养问题对专家进行采访。
首期受访嘉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周黎安，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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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哪里？
周黎安：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从宏观的方面来讲，最重要是改革开放。通过市场化改革，我国企业作为微观主体的活力大大提升，地区间、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大幅提高。
通过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日俱增。这些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创造了非常宝贵的外汇。所以，从宏观方面讲，改革开放应该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支撑改革开放的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地方竞争。地方政府，无论是因为行政分权、经济分权（包括财政分权），还是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都让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动力去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
同时，譬如我国早期的国企改革，这也是我国市场化改革重要的一部分，也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在一种区域发展竞争压力下推动的“新路子”。
此外，民营企业的发展也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之一。因为我国地方政府为民企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且有能力去吸引和保护民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因此，地方政府可以把出口和 FDI（国际直接投资）直接作为他们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抓手。
所以，我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经济竞争力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问：从长远的角度看，您觉得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周黎安：现在中国面临最大变化就是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在这个背景下，我国提出了立足国内大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我认为这是对于当前环境做出的非常积极的应对战略。
在当前的特殊环境下，我们还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就更需要从内部去寻找增长的动力。而要想从内部寻找动力，我觉得制度改革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改革的红利还远没有耗尽。譬如，中央层面已经提出的对企业的产权保护制度，以及今年四月份提出的要素市场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针对我国的劳动力、土地、技术、资金和数据这五大要素层面提出了系统改革的路线图。但是，这些内容目前仍是中央层面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架构，具体如何落地，还有许多艰巨的挑战。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产权保护制度和要素市场化两个层面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与创新，应当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
问：在您看来，研究历史问题对于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有哪些帮助和启示？
周黎安：我对历史一直都有浓厚兴趣，平常经常读一些历史书，后来也慢慢把对历史的阅读转化为我自己研究的一部分。譬如，我最近这几年一直很关注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
从1958年至1976年间，中国进行了四轮大规模的经济分权。这些地方分权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收放循环，它最终使得地方政府获得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同时也带来了地方工业的大规模兴起，为改革之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实际上，在改革之初，我国体制改革的破局也是从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开始，由此启动了重要的地方竞争。
回顾过去70年的历史，中国在寻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实行的地方分权和地区竞争制度，可以被理解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这背后显然是跟中国两千年传统的大国治理有很大的关联。在历史上，看似高度集权的郡县制，本身就内嵌了一个相对分权的治理结构，我称之为“行政发包制”。
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能赋予我们一个纵深的格局和广阔的视野。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我们对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认识更加开阔，也更关注它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
问：近年来，学界也在多方呼吁立足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实践来进行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和建议可以分享？
周黎安：要从事原创性的理论工作确实非常具有挑战性，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个人感觉有几点比较重要，希望年轻人注意：
第一，作为一个学者，首先要有非常扎实的理论训练和素养。现在的社会科学都强调量化，经济学可能体现得更加明显。但是，量化研究让大家开始更重视数据，更重视实证分析的技术，而对理论的训练有所忽略。然而，在我看来，决定一个人的学术格局，学术所能达到的高度，最终还是理论的训练和功底。因此，打好扎实的理论基础是极为关键的。我们怎么去观察现实世界，还是从理论出发的。对理论思考得越深、掌握得越扎实，就能够更好地去观察现实，发现问题。
第二，要敢于跟经典理论和主流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年轻人要把现有的经典理论作为榜样，去深入学习它，甚至要迷上它，看到它的各项优点。 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要学会“拉伸”这些经典理论，按照其内在逻辑进行推演，去碰撞现实和观察，从中找到这些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差距。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差距，那就意味着理论出现了悖论，发现了悖论就意味着提出了好的问题，找到了研究的突破口，为创造新的理论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三，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需要多去了解中国的实际。一提到了解中国实际，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要去做田野调查、实地调研。实地调研的确非常重要，但了解实际的方式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我喜欢看各种新闻，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浏览新闻，尤其是一些深度的媒体报道。在浏览过程中，遇到一些我觉得有意思的报道，尤其是与我研究密切相关的内容，我都会把它们拷贝到一个专门的文件夹中，留待日后研究之用。
在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时，西方的理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参照，但与此同时，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把中国的现象问题、中国的经验事实嵌套到西方理论之中加以解释。一旦这成了一个惯性，就会造成很多人把非常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为西方主流理论做注释和找例证的局面，这一点让我觉得十分遗憾。其实，更有意义的工作应该是把西方理论，就如刚才所说的“经典理论”，作为一个出发点，牢牢地抓住它们内在逻辑，然后把它们“拽”到中国的现实当中，进行仔细深入的对比，找到其中存在的显著差距，再通过对话的方式开展研究。当然，这个建设性对话的前提还是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
问：您如何看待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成立的意义？
周黎安：我认为上海交大成立政治经济研究院，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中国经济崛起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也吸引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浓厚兴趣，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理论解释。但是我认为，从政治经济互动的角度去研究中国问题，是最有潜力产生原创性理论的，也最有可能解释中国崛起的奥秘，以及中国运行的独特逻辑。所以，政治经济研究院强调政经互动的视角，非常具有建设性，也是最有研究潜力的一个理论视角。
我期待政治经济研究院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汇集国内外学术界的同仁，虽然大家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甚至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一起交流、碰撞、争论，由此推动中国整个政治经济互动理论的研究。
政治经济研究院未来大有可为，我对此充满期待。（编辑：陈超 吴一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