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性的事物双重性导出了科学哲学的悖论原理，事物的双重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立、冲突或矛盾型的双重性，一种是统一、同一或融洽型的双重性。科学哲学的悖论原理或反等效原理确定了特殊和个别、冲突或矛盾型的事物双重性；科学哲学的等效原理确立了一般和普遍、同一或融洽型的事物双重性。新科学哲学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表明了“规律”是事物的现象，等效关系才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无非是反映了事物运动和变化的格式化、重复化和循环化特征，而格式、重复和循环的事物运动和变化符合科学哲学形式论的等效原理，规律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事物在一种条件下的规律性变成在另一种条件下的无规律性；反之，事物在一种条件下的无规律性变成在另一种条件下的规律性。
二是表明了社会事物的“矛盾”和科学事物的“悖论”只是事物双重性或两重性的一种，除了矛盾性的社会事物和悖论性的科学事物，还存在非矛盾性或触洽性的社会事物和非悖论性或同一性的科学事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矛盾性是事物狭义的悖论性，悖论性是事物广义的矛盾性，比如：两个非矛盾性的事物存在时空坐标的悖论关系，处在上方和下方、左侧和右侧、前面和后面的两个物体既使不存在矛盾性，也存在时空坐标的悖论性。
社会选择理论的科学哲学基础是尽可能地发挥悖论原理的正向作用，尽可能地减少悖论原理的负向作用。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推动物质生产力的主导作用，现代科技展示的未来图景为人们向往的生活带来了“变现”的可能。商品和资源的流动和分配通过市场交换而实现，市场经济像一支“无形的手”自发地调节了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供需关系和价格波动。各个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带来了经济活力和效率，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和社会学、社会生物学的“马太效应”符合科学哲学优化论的等效原理，效益好、效率高的企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效益差、效率低的企业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少，资源的非均衡化流动导致资源的集中，每个经济行业形成“以大带小”的格局，少数头部企业牵动了一大批浩浩荡荡的中小微企业。
事物的双重性决定了现代社会的科技、市场与竞争“三大要素”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技遇见风险，市场存在失灵，竞争导致垄断。事物的双重性在全球抗疫中得到了充分表现。人们在第一波、第二波疫情与目前流行的第三波新冠疫情中采取了基本相同的防疫措施，主要是切断德尔塔变异性病毒“人传人”的链条，简单可行的预防手段包括：没事尽量不要外出，在公共活动区域佩戴口罩，避免进入影剧院之类密闭的空间场所，人们能开私家车的就不搭乘飞机、高铁和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德尔塔变异病毒比普通新冠心病毒的传播能力更强、感染程度更重，防疫专家张文宏最近无不感叹地说到，“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个世界病毒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
虽然人们经过了第一波和第二波瘦情的历练，逐步适应了疲情下自主管理的生活方式，复工复产和经济重回正轨提升了人们户外活动的信心，但第三波疫情在全球的迅速扩散还是下挫了人们对2021年经济增长的预期，其中的服务业和旅游业再次受到猛烈的冲击。有些职场人士担心失去工作岗位，在个人和家庭开支上考虑开源节流，有些受疫情冲击较少的职场人士心有余悸，担忧货币发行宽松化的金融政策会造成通胀和实际购买力的下降。
随着以变异毒株的“破防”为标识的第三波疫情到来，美国最近的感染人数每日达到10万以上，日本和韩国每日增加的感染病例达到了万例和千例以上，台湾地区和越南两个“防疫模范生”面临了防疫失控的压力，唯有实施世界上最严厉“群防群控”策略的中国基本控制了目前多地零星爆发的疫情。有国外媒体在报道中使用了“孤岛”一词，中国几乎被周边疫情恶化的国家和地区包围。中国不惜代价获得了疫情的一片“净士，但几乎每天都有从国外输入的病例，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方针的指导下，以生命至上为使命的中国防疫没有出现丝毫的放松。
“生命第一”还是“生计第一”？国际上围绕防疫政策的“社会选择理论”争议不断，反对者认为，社交隔离和社区封闭的防疫政策造成了经济萧条，一个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损失可达数万亿美元，人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带病上岗”。支持者认为，公共场合的人员聚集成了病毒广泛传播的温床，隔离和医疗防疫措施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和健康，新冠病毒的肆虐恰好说明了各项科学防疫措施远没有落实到位。作为全球防疫表现最差的美国感染和死于新冠的人数分别达到了3600万和61万以上，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人不戴口罩的现象和拜登执政期间的美国人不种疫苗的现象都十分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