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活动变人形》
◎张冲
今年8月上演的由王蒙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活动变人形》，从家庭伦理、历史与爱情中提炼与抽象出了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对“礼”进行了中西文化探源，同时这部剧也将隐藏于旧家族秩序中的“怨恨”进行了中西文化比较式的呈现，而这种“毒脓”依然存在于你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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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曾详述过“道”“德”“仁”“义”与“礼”的逻辑关系，即“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他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并阐释了“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逻辑。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述“主人道德”，可与此遥相呼应，尼采将“主人道德”定义为“贵族”自发的“好”，它善于肯定一切；而对于老子所谓“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尼采也有“奴隶道德”与其呼应，“无力者”“被压迫者”和“隐忍者”善于否定一切，充满了复仇的“怨恨”和“敌意”。
《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的母亲、妻子姜静宜及妻姐等女性所遵循的封建礼教操控体系，正是被老子所批判的“礼”。老子在《道德经》中对此多有论述，“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活动变人形》中，倪藻的曾祖父一辈曾经参与过颠覆旧有秩序的“革命”行动，其带有血腥的、破坏性的“弑父”行为被恪守礼教秩序者视为“邪祟”，他们带着极大的恐惧旁观，暗地里以狡诈的智慧将“邪祟”从倪家根除，为了防止其产生金发猛兽的野蛮“邪祟”之念，诱使倪吾诚沉湎于鸦片，无暇顾及外在世界与环境。这种被作者批判的所谓的“智慧”，就是老子、尼采所论及的概念。
尼采在进行语源学探究时，承认奴隶共同体所具有的智慧高于高尚者的智慧，相对于前者，高尚者甚至没有智慧，因为他们天真、直率，甚至不聪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价值体系导致的结果，一是忽略了老子对形而上及终极问题的认知，一是将孔子的思想或者孔子的“礼”的思想不断地“攘臂而扔之”。
作为曾经问学于老子的晚辈，孔子也在追问与探讨“礼”的问题，但二人存在诸多差异，甚至是相反之处。不同于孔子周游列国试图用“以礼治国”进行游说，老子对“礼”充满了反思与批判，而孔子则强调“礼”的重要性，并建构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秩序，推崇父权至上与夫权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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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剧《活动变人形》中出现了三次醉汉哼唱“喝醉了，打老婆”的歌谣，其慢慢悠悠无所谓的语调与自得，彰显了野蛮的男权至上的礼教秩序。“礼”的思维贯穿了《活动变人形》中几位女性的一生，倪吾诚的女儿倪萍因受父亲及家庭的影响，在大年三十迫不得已用歇斯底里式的反抗才得以暂时逃脱其母辈的骆驼式的忍辱负重与女德，但也并未完全驱魅，对父亲买蛋糕、买帽子“净费钱”的评价，传达出“怨恨”仍留有余毒。
倪吾诚来自北方乡土孟官屯，虽然他上洋学堂，批判缠足的愚昧和野蛮，要砸祖宗牌位，但他还是被牢牢操控在母权管理的父权秩序之下，不得逃逸。后以完成母亲“婚姻”为代价走出孟官屯，没想到却为余生埋下了被“怨恨”的种子。
1940年代倪吾诚欧洲留学两年归来，妻子姜静宜以“结了婚的女人不能在外面抛头露面”为由从洋学堂退学，认同并进入农耕文明的价值体系，而倪吾诚力图从家庭出发改造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各种落后现象。因为西方城市的富有、浪漫、美好与诗意，使得倪吾诚“惊颤”于欧罗巴挺胸走路的女人、欧洲的高楼和城市里车水马龙与拥挤的人群。西方城市化及城市空间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使得他首先从外在对其产生带有浪漫而诗意的想象，他希望从孟官屯来到京城的妻子也带有诗意浪漫的、橱窗物质丰富的、悠闲的城市文明特征，他想从外在的生活形式和生活习惯对其改造，如刷牙、走路挺胸、化妆、说洋文、喝牛奶等。倪吾诚充满力量、激情与爱意的改造，得到的是来自妻子“道德”体系的被动反应与全面反对，甚至是之后的“怨恨”“怨毒”。
但倪吾诚忽略了经济基础这一要素，加之对西方现代性缺乏内在省视，为躲避世俗生活的丑陋及家庭空间中滋生出的压抑，即使钱财匮乏，他仍要和思想上的朋友下馆子，维系自己浪漫的与思想的诗意栖居空间，暂时出世，躲进自己的“想象界”。
剧中，倪吾诚去欧洲学习由妻子娘家出钱，意味着城市的诗意与浪漫来自于农业的累积，寓意着早期城市文明的发展对农业土地经济的依赖。从乡下来的岳母为了给这个文质彬彬不怎么会赚钱的姑爷一个下马威，当着他的面“呸”地一口重重地将浓痰吐在屋地上。吐痰这一行为不符合倪吾诚的认知和习惯，他认为“文明的欧洲人就不往地上吐痰”，因而对岳母“吐痰”行为进行批评指责，但遭到了岳母、妻姐雷霆万钧般的道德指责与情感要挟，妻子又以忍耐、自我否定对其进行游说。为了度过平静的一天，倪吾诚只能在几位女性所说的“道德”面前一跪，向岳母赔罪，这一跪就意味着所谓的“礼”的胜利，亦即“奴隶道德”和“怨恨”的胜利，多少个倪吾诚在这迫不得已的一跪中丧失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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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意味着“怨恨”从农村空间向城市空间入侵、蔓延——姜静宜拿到了丈夫的印章而狂喜。她以为掌控了丈夫的钱，也就具有了掌控丈夫的权力。领薪日，她作为旧式媳妇要“抛头露面”走出家庭空间，她精心地捯饬了头发、衣服，穿了缎面鞋，鞋里塞好了棉花，为了不输给外面勾引男人的“花瓶”女性，她还带了金边眼镜以示权威。当她进入丈夫工作的大学空间，面对她所鄙夷的假想敌——新式女性，不自信地拿着丈夫旧印章领他的薪水，却被告知发薪日期提前，倪吾诚已经用新印章把钱领走。这一结果对她来说太突然也太有羞辱性，一下激发了她复仇的激昂，她的怨恨之情倾泻而出，控诉丈夫夜不归宿、不往家拿钱的“无德”，甚至从经济上将丈夫的文雅形象彻底打翻，“揭发”其留学资金的来源真相。
在姜静宜看来，她的“怨恨”之武器已经开辟到丈夫的活动场域——城市的大学空间，她为进一步战胜与摧毁，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果然，在饭店的酒桌上，面对丈夫的同事与好友，姜静宜大诉其苦。她的“怨毒”毒死了倪吾诚的思想，毒死了倪吾诚对存在意义的思考。他兑现个人价值的工作空间（大学）、躲避世俗暂时品味浪漫与诗意的空间（酒馆），都被妻子的“毒药”和“智慧”占领。在倪吾诚看来他只有死路一条了，但在他上吊时绳子断了，犹如沉默的大多数人一样，他只能在地狱般的空间里存在，只能似幽灵般失音和沉默。无处不在的“道德”和“怨毒”推着倪吾诚从“一跪”“一脱裤子”到“一上吊”，彻底摧毁了他，“怨恨”胜利了。
至今，这“怨恨”的余毒仍妥妥地维系着道德体系与秩序：如“剩女”“丧偶式婚姻”“家暴”与“凤凰男”等标签与评价。祛除所谓的“礼”及其产物“怨恨”首要之举就是对其进行认知，然后才有可能前行。
摄影/夏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