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你听过最“气人”的凡尔赛是什么？歼-20总设计师杨伟说：
“我初中毕业考试的时候是6门课，我5门100，1门99。所以我就在上高中的两个星期后破格参加了高考，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也什么都没准备，清华、北大随便一填，结果成绩下来了离北大、清华的少年班录取也就差个一两分。可当时由于我是色弱，只能学数学和力学，不符合我报考专业的录取要求，所以当时有几所学校的招生老师都特别惋惜。”
“其实在一年前，我就参加了招飞行员的考试，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是色弱，但我眼睛不合格，就没有办法。但当时西工大的老师不忍心放弃，直接向系主任请示了，当时系主任罗时钧老师说，‘招啊，我也是色弱，就招到我的专业。’就这样上了一个月高中的我，圆了大学梦。”
“我当时非常开心的和同学们告别，拜拜啦，我要去上大学了，那时候我正好15岁。”
对于杨伟来说，罗时钧老师是他最大的幸运，因为如果杨伟没有进入西工大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歼-20。
1963年5月， 杨伟在四川出生了，从小学习对他来说都是轻松没有负担的，是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
15岁那年，他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成为那一届空气动力学专业年纪最小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杨伟就坚定了自己航空报国的理想。
然而，当时我国在航空航天事业领域十分落后，就连他们上课用的课本都没有自己编制的，只能用还没有来得及翻译的英文原版教材。
为了能够吃透英文教材，杨伟拿着英文词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攻克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汇，白天时间不够，他就自己买了个小灯躲在被窝里面看。
杨伟说，“当时我的同学都是很刻苦的，白天在教室上课，晚上就翻墙进入教学楼继续读书。挑灯夜读的人比比皆是。”
1985年，杨伟研究生毕业了，他被分配到了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
因为他的研究生论文是有关国家某机型的研制相关内容，于是，这个刚毕业的小伙子就直接敲开了"歼-10之父"宋文骢办公室的门。
他说，“宋总，您好，我叫杨伟，我要做您的助手。”
“因为我想得到一个可以了解全所各方面科研情况的工作。”
宋文骢当时看到这个愣头青一样的小伙子，笑了。
因为他看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冲劲。
他告诉杨伟：“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从你自己脚下一步一步地开始，把每一步走好，那么你自然就能够做得更大，做得更深。”
“国家需要一支强大的空军，我们需要加油干！”
就这样，杨伟被安排进了一个全新的课题组。
他主要负责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而这个技术直接影响我国飞机飞行安全。
但这个技术在国外属于严密封锁，甚至当时外国专家断言：“中国人研制飞机的水平还在小学阶段，如果要没有我们的帮助，中国科技人员不可能过“电传操纵”这一关。”
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杨伟做到了。
他和课题组的同事们一起，睡沙发，吃干粮，剩下的时间全部用在技术攻关。
几个月后，他们就突破了技术难题，确保了我国重点型号飞机的首飞安全。
但做完这个项目之后，研究所的科研经费变得十分紧张，被钱难倒的杨伟只能跑去民用航空做项目，以求赚取经费。
可经费问题解决了，他却遇到了新的问题，因为研究所决定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所以从杨伟的组里抽调了一大半人。
杨伟看到如此情况，心灰意冷。
他决定出国留学。
可当这个消息传到宋文骢的耳朵里后，他找到杨伟，握着他的手说：别走了！
杨伟说：“就是这三个字，让我坚定的留了下来。”
之后，宋文骢开始到处力挺自己这位得意门生，每到一个单位，每遇见一个领导，都会说：
“杨伟这个孩子很好，是我的接班人。”
“这是杨伟，将来是要接我的班的。”
从那之后，杨伟开始正式成为我国战斗机的总设计师。
他说：“时间是有限的，我必须拿去干最需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我的标准是为了事业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新型飞机的研制和研究所核心竞争力的发展。”
为此，杨伟开始了“611”的工作模式，也就是说，即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
到了最后攻坚阶段，他直接把自己的时间调整为了”712“。
有一次，在动员大会上，杨伟哭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同事们都是用命来确保我国战斗机的研制。
他说：“我已不忍心再说什么，我们的同志已经尽了该尽的力。作为总设计师，我只能拜托大家，再鼓一把劲，再咬咬牙，再撑一撑，一定要守住节点！”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杨伟和他的同事们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三年的工作量。
终于，我国的重点型号飞机首飞成功了。
在一片欢呼中，杨伟悄悄地离开人群，眼泪直在眼眶打转，但他强忍着把眼泪憋了回去。
他说： “吞下去并把它消化掉。”
如今，我国一代代战机已经飞上了蓝天，并且已经逐步地跃到了世界第二梯队，甚至是靠前的位置。
但杨伟说，“我现在第一不太愿意说以前的成绩，第二我更不愿意去想以前做过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本人来讲，我的未来在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