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25岁独居女孩被中介杀害事件”触发舆论关注。透过事件通报可得知，女孩并非厦门人，租住到事发小区仅两个月；另外凶手是房产中介（31岁），经审查因欠债无力偿还，便开始物色独居的被害人为作案目标。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如果仅就事件通报进行直接归因，很容易把独居的因素摆在很重的位置上。当然不出所料的是，舆论的初步探讨确实是以独居展开的，以至于“独居不安全”，“独居者被吓尿”，“女孩坚决不要独居”成为主要议题。
然而当女孩家属说出事发前几天“凶手曾表白遭拒”的事情时，才让事件重回常识序列。之所以这样强调，并不是说事件通报不够明确，而是事件通报更强调动机性的阐发，而对于舆论围观来讲就算涉入逻辑再怎么理性，也无法回避代入性。这就使得那些本来要关注事件的人们很快变成带入性的编排者。
与此同时有必要说明的是，女孩只被凶手从卡里转走2万元（被害人脸上、颈部有伤，手腕有被捆绑的痕迹）。据此而言，到底该以“抢劫杀人案”去定性，还是该以“杀人抢劫案”去定性，真还需要进行细掰。
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女孩家属释出的“凶手曾表白遭拒”的事情存在，那么即便抢劫是主要动机，也依旧无法回避凶手可能存在的报复心理。强调这些主要是基于凶手已经到欠债无力偿还的地步，循此也可推断，凶手跟女孩表白也可能只是为“摸底”，根本上来讲应该不是为恋爱或婚姻的促成。
毕竟对于一个“破产”的男性来讲，大概率是没心思去追女孩的。于此回看事件通报，初步定性为“抢劫杀人案”还是比较符合案情的。但是对于这场悲剧的形成以及推动来讲，却需要以“杀人抢劫案”的思路去看待，也就是要站在女性独居的立场上，去看待事件的推动和是非。
我们有理由相信凶手真的不想杀害女生。在这个问题上可从两个层面来看：其一、为2万元杀害女孩，但凡有正常智力的人应该都知道划不来；其二、既然有过表白的行为，那么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总归他对她还是有好感的。
就“其一”来讲，这应该是凶手在作案前很明确的事情。但是最终凶手为何并没有按照理性的计划进行，就在于作案的过程并非是线性的。也就是凶手在跟女孩交涉时充满不确定性，这从女孩脸上、颈部有伤，手腕有被捆绑的痕迹等等细节上就能得出结论。
至于“其二”的问题，前面已经大致推得属于“摸底操作”，但是因为表白被拒也就意味着“摸底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凶手对女孩“一无所知”，因为就当下来讲，想要粗略了解一个人，方式还是很多的（消费层次、社交通讯、职业成就等等）。于此促使凶手作案可能还另有隐情。
另外女孩家属竟然能得知凶手曾在事发前几天表白遭拒的事情，这基本也说明女孩和凶手并不是只有过业务来往，还可能应该有非业务的交往（即便只是轻来轻去的互动）。强调这个问题，主要是为更进一步追溯“独居女孩”是如何殒命的。
一般来讲有过租住经历的人不免会跟中介发生联系，尤其租房过程要是很愉快，租住者和中介也年龄相仿，而且又是帅男靓女，自然就会建立起非业务关系。所以对于凶手跟女孩表白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
饶是如此，女孩家属想要知道“凶手曾表白遭拒”的事情，也应该是从女孩口中得知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凶手和女孩之间应该也算是半熟人关系，起码各自应该都知道彼此是干什么的，甚至作为凶手来讲，很可能以为女孩比较有钱，并认为女孩不会声张，所以才会铤而走险。
到此为止我们回过头再去看事件通报，似乎才会觉得独居只是客观的因素，而导致这场惨剧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凶手自身的失控，并且最为直接的推动因素就是“欠债无力偿还”。在这个问题上，虽然通报叙事中没有细说，但应该是那种个人信用破产的情况。
简而言之就是不仅在亲友层面的信用破产，在悉数社会信用评估上也是破产的。坦率地讲，一个人还能从银行借到钱，就说明这个人的信用还可以。但是当一个人从银行都借不到钱时，就说明这个人快要全面失信（亲疏关系层面、社会评估层面）。
想来也是很感叹，一个女租客竟然被一个破产的男中介杀害，这总让人觉得有些荒诞（就城市的实际情况来讲，独居者可谓越来越多）。要知道比起独居本身在现实层面存在的风险，城市赋予独居者的孤独感更显得难耐。于此而言，“25岁独居女孩被中介杀害”更像是对现实秩序不折不扣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