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邢台威县被姐夫投喂百草枯的18岁女孩，虽然当前院方已经就她的情况给出肺移植的治疗方案，但是因她还未等到可匹配的肺源，使得一切陷入不确定性之中。按照院方工作人员的说法，肺移植手术难度大，风险也大，就算等到可匹配的肺源并成功地做了手术，后续还需要进行康复治疗，而且很多事情都是未知的；另外前期手术可能差不多就需要三四十万元，家属还需要准备更多资金用于患者后期康复。
对于院方工作人员的说法，翻译过来就是：筹够钱只是第一步，而能不能等到可匹配的肺源，以及等到可匹配的肺源后能不能成功地做了手术，再到成功的做了手术能不能康复的很好，这些都是未知的。
就此我们去看女孩母亲对着镜头哽咽，总觉得她除了“筹钱”，也只能看天意。在这个意义上，女孩母亲强调一天就需要医药费高达2万元，以及“我晚上就在楼道里打地铺”，即便确实是在诉苦，但却也只是很边缘性的述说。
因为真要是展开女孩家属的悲苦，可能女孩母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女孩家属既有仇怨，也有自责；既有希望，又有后怕。要知道从女孩母亲口中传出的“女孩清醒时曾说不想死”，何尝不是家属的心声。
有必要强调的是，如果涉事姐夫的“作案动机”（自感家庭条件差，岳父一家人“瞧不起”自己，遂产生报复念头）真实存在，那么女孩家属就算自认为不存在“瞧不起”女婿的问题，但是面对女孩的遭遇，也会不自觉的陷入自责之中。
甚至，等到事情落定（无论治好或治不好）下来后，女孩家属必定会重新掰扯跟女婿的过往。到那个时候，女孩家属很可能就不再会想当然地认为不存在“瞧不起”的问题。毕竟对于女孩的悲惨遭遇，家属也需要找到对应的解释，而这终究将逃不脱家庭恩怨的范畴。
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说：“不参照贯穿于个人生活历程的各种制度，就不可能完整理解个人的生活。”借着这个逻辑框架，我们不妨可以说：“不参照贯穿于个人生活历程的各种恩怨，就不可能完整理解个人的悲剧。”
于此再去看待涉事姐夫的投毒行为，总觉得他可恨也可悲。平心而论，当女孩喝下百草枯后，身体逐渐出现不适时，涉事姐夫应该也是恐惧的、后悔的，要不然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女孩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呢？
在这个心理推敲上，恐惧的可能好理解，因为女孩出现极度不适，意味着涉事姐夫对后果的失控。而后悔的认定，主要是基于涉事姐夫的宏观命运而言的，他毕竟已经有完整的家庭，可这样一来，意味着他不仅摧毁娘家，也摧毁自家。基于这种考量，涉事姐夫怎能不感到后悔呢？
另外，虽然就舆论初期的氛围来看，筹足钱似乎意味着就能保住女孩的命，可事实上，当可匹配的肺源还未知时，筹钱也只是最确定的事情。并且就当前的筹集势头来看，大概率是可以筹够治疗所需要的费用（将近100万元），反倒是可匹配的肺源何时到位，手术能不能成功，康复是否能顺利变得更为抓心。
只是对于这些更为不确定的事情，女孩家属也只能顺其自然，甚至可以确切地讲，事情进展到现在，院方应该早已把最坏的可能性告知女孩的父母，并且他（她）们也应该做好随时接纳“最后一疼”的准备。
毫不夸张地讲，别说是肺移植手术，就是绝大多数风险很低的手术，直系家属们都会紧张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因为透过医生的术前风险告知，总觉得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即便绝大多数时候根本不会发生。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无可奈何的事情很多，而死亡，就是再也见不到那个人。在这个事情上，女孩父母此刻的体悟应该很深刻，因为在女婿给女儿投喂百草枯之前，他（她）们应该从来不会去想，女儿会在18岁时遭遇如此劫难。
不仅如此，可能女孩父母的很多观念也会受到冲击并有所改变。比如对“瞧不起”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家庭恩怨的看待和处理。很多时候不得不承认，人只有感受到切肤之痛后，才会真正在意那些所谓的“古人之训”。
而那些世俗的恩怨，真要是用生死滤镜去审视，却又根本不值一提。可吊诡的是，总有人把不值一提的事情硬往“邪念”中裹挟，直到伤人伤己后，才会幡然醒悟。而真正能在犯错前、涉险前、教训前醒悟的人，往往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