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璟璟
2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称，就地过年的政策是分级分类的。低风险地区倡导大家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各地方在政策执行时，不能擅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有的地方还采取“一刀切”措施，这是坚决不允许的，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要给人民群众多些保障、多些便利。(中新社)
特殊时期，“回家过年”的传统信仰，让位于“疫情防控”的现实需要，无可奈何却也情有可原。自从相关通知公布以来，民间几度追问、官方数次回应，应该说政策的模糊性极大压缩，规定的精准化解释则基本到位。但即便在此语境下，还是有些地方自行其是、自我加戏，将“土办法”“山头规矩”，凌驾于中央关于“就地过年”的大政方针之上。
必须承认的是，在现有管辖权限、制度框架下，各地关于“防疫”确有一部分“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说，《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就明确，“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国家政策确定农村地区范围，制定本省的实施细则，做好相关配套服务。很显然，这种有限度的“授权”，本意是为了便于地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采取更为灵活的、适用的防疫举措。只是很遗憾，不少省市县村，直接将之演变成了“层层加码”“一刀切”。
国家倡导“低风险地区大家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到了村一级则直接就是一个字“滚”……这个广泛流传的段子，以一种夸张化、戏剧化的表达，深刻揭示了“就地过年”一步步偏激化、绝对化的演变路径。公众对“层层加码”的现象，并不陌生，甚至可说是洞见颇深。在我们的行政治理框架下，顶格执行乃至是超额执行“上级要求”，既是一种看齐、表忠的姿态，也是一种规避责任、投机偷懒的技巧。其核心，就是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的责任伦理。
正是预见到了可能的风险，嗅到了一些典型的苗头，国家发改委及时敲打，重申“就地过年政策各地区不能擅自加码”。现阶段，常态化防疫，需要的是“绣花功夫”，需要的是精细、到位地实施系统防疫安排，需要的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动辄搞一刀切，搞“杀伐决断”的休克疗法，沉迷于比严斗狠的所谓“硬核”竞赛，最终暴露的不过是某些地方管理理念僵化、治理能力落后的深层缺陷。
倡导就地过年，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这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防疫擅自“层层加码”，这不是认真负责，而是滥权乱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