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延安观感（四）
在发展经济方面，政府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下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既保护富农，又保护耕农。边区银行以服务边区民众经济生产为宗旨，“在信用社资金调剂不过来或无法调剂时，银行负责扶助，给以必要的贷款”。在农忙时节，广泛组织变工队和扎工队，前者是交换工作，后者是替人做工，或受酬金，或答还工作，都发挥着逐步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作用。在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实行供给制，确保物质条件总体比较贫乏中的公平和温饱。作家群体享受特别优待。政府鼓励公家人及其家属努力生产，或就屋旁余地种植蔬菜，或纺纱织布制衣服及其他手工艺品，个人完成劳动任务后的剩余所得，都归个人所有，换取报酬，自由支配。从而丰富了物质生活条件，调剂了个人生活必需品，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在民主政治方面，让地方民众监督政府。政府在街头都设置有意见箱，“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这样一种公开倾听民意的渠道，让政府权力运行和公务人员工作行为，完全放置在民众的监督之下。也便于政府敞开胸怀，倾听民声，尊重民意，关心民生疾苦，改善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兴奋地出心出力。这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就和业绩。政府对群众呵护有加。“绝对不拉兵，前方士兵缺额，都就地补充。这里常有志愿从军的青年，最近有二十多人愿赴东北，政府替他们饯行，勉励了他们不少的话。”这与此前中国乡村流行数千年的抓壮丁，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只有民众对政府发自内心地爱戴，才会主动站出来，志愿保护这个政权。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
播音：呼妍旭 | 编辑：李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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