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女性，我在职场中看到男女性管理者都歧视女性应聘者，苛求养育孩子的女职工提高工作强度；看到没有收入来源的全职妈妈全年无休为家庭付出无偿劳动，却得不到社会家庭对其价值的认同；我也担心生育这件事变得只与女性相关。”
在5日下午举行的上海团全团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建议，全社会共同构建促进生育的支持计划，建立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合理分担机制，全方位支持保障女性权益。
为什么不愿生
2021年我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然而出生率并未像期望中持续上升。当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较上年减少140万人，出生率千分之7.52，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再创新低。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22年将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周燕芳认为，要有效提升生育率，需要综合施策，全方位保障女性权益，才能从根源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女性为什么不愿多生？在周燕芳看来，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影响女性生育意愿最主要的三大因素是经济负担、育儿压力和就业歧视。
首先，高昂的育儿成本与房价极大地影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中国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攀升，北京和上海家庭抚养一个孩子至成年的平均成本高达一百万元。如果比较各国养育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中国位居全球前列。房价的过快上涨，也在延缓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时间，抑制了居民的生育行为。
“现代女性尤其是职场女性，面临着丈夫育儿参与度低与托育机构可及性不足的双重压力。”周燕芳说，女性的生育期与职业发展期高度重叠，现代女性既需要承担传统的家庭责任，又期盼实现个人价值、追求经济独立。而现实中有很多“丧偶式育儿”，女性比男性付出更多的时间照料家庭。此外，中国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仅为5.5%，市场上多为营利性托育机构，收费标准又超过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
随着产假延长和三胎政策落地，育龄女性面临更大的就业歧视。产假延长和鼓励生育等政策，提高了企业雇佣女性职员的成本，加深了女性在职业发展中的不平等待遇。企业招聘中，女性应聘者普遍遭遇“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以及“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的情况。
如何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应加快建立健全家庭社会友好的政策体系，切实帮助女性减轻育儿压力，维护职场女性的劳动权益，从而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此，周燕芳提出一系列建议，
她建议，延长男性带薪育儿假并强制执行，分担女性育儿压力，缩小就业中因产假差异导致的性别歧视。在中国，父亲的育儿假只有5至10天；在经合组织国家，父亲享有平均7周的育儿假期。瑞典自1995年起便强制规定父亲休育儿假，当前为90天。建议将男性带薪育儿假延长至30天，并强制执行，强化父亲育儿责任，降低由于产假的巨大差异带来的女性就业困难。
“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缓解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周燕芳建议，将托育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鼓励企事业单位、园区、楼宇等提供托育服务；推动托幼一体化，鼓励公办幼儿园新开与增设托班。逐步实现将幼儿园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范围，并加大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建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将幼儿园三年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使所有孩子都能获得公平的教育。
她还建议，加大财税鼓励支持力度，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适当提高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和婴幼儿照护费用的额度。同时可为生育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家庭，一次性发放或在一定年龄阶段内按月发放育儿津贴，进一步减轻育儿家庭负担。
周燕芳认为，要减轻有孩家庭购房与租房的经济负担。对于有购房需求的多孩家庭，可适量提高首套自住住房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对于有置换房产需求的多孩家庭，可适量降低置换的首付比率和贷款利率。对于未购房租房的多孩家庭，优先予以申请公租房，保障生育后的住房需求。
“我国人口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学业发展对婚育产生了挤压。”周燕芳建议，在校女硕士和博士享受法定产假，并适当延长毕业期限。产假期间博士可正常领取补助。此外，鼓励高校完善婴幼儿保健服务，提供育儿咨询服务。如香港大学为研究型硕士与博士设立了14周的产假和一周的陪产假。
为促进女性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保证企业招聘女员工配额，周燕芳建议，通过税收激励措施，减轻企业雇佣女性员工的成本。如根据休产假的职工数量，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可额外享受一定比例的增值税优惠。对机关和事业单位招聘实施性别配额制度，规定每年入职的女性员工不得低于一定比例。
“我们应该提升各领域女性参与管理的能力与话语权。”周燕芳举出一组数据，我国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45.8%，但女性科技领军人才极少。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女性占比均不足8%。中国女性董事占比13%，远低于24%的全球平均值。中国女性部长比例3.2%，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2.6%。她建议，支持女性在科研领域的发展与地位，如在国家重点项目中放宽女性申请人年龄限制，赋予女性科研人员与男性同龄退休的选择权，提升女性评审委员比例等。在商业领域，提升女性高管与董事比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