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子1984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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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的小镇
虽然《四海》扑了街，但不得不说，在小镇和它的青年被遗忘的今天，若要推举一个“小镇青年”代表，依然要首推韩寒和他的电影。
无意中来到他的电影《乘风破浪》拍摄地的丁栅，勾起我这个“乡下青年”的许多回忆和感慨。几年前《南方周末》将小镇青年定义为，“出身在三四线及以下的县城、乡镇，在老家生活工作、或前往大城市及省会周边城市打拼的青年”，明显缺乏民间常识。县城青年、小镇青年、乡下青年，可是依次鄙视、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
在乡下青年看来，小镇青年是街上人，曾是十里八乡女青年关注的焦点。彼时，谁家姑娘要能嫁到街上，就是宣告脱离农村入籍城镇，对她的亲戚们来说，又意味着上个街、赶个集有人管饭，那可是相当有面子。但乡镇毕竟狭小，小镇青年比上还是不足，要上进，要求前程，还得去城市，所以难免“时尚”又躁动，神气又迷茫。
我的朋友阿文就是代表。年近四十的他，在漂泊过南昌、印度、上海，做过白领、创业者、自由瑜伽老师后，选择了大理古城边上的一个小镇重新开始生活。他依旧喜欢骑摩托，找了个跟他一样富有文艺气质的大龄姑娘，但过年就是不回家，说起未来，既坦然又惘然。
那个叫丁栅的小镇也是如此。它地处上海青浦、苏州吴江、嘉兴嘉善县结合部，随便沿哪条路往外走几十公里，就都是大城市。然而从大城市往回走，在穿过无数河流、湖泊的公路上七拐八拐，陡然遇见，又让人油然而生鸡卧鹤群之感。
说是小镇，丁栅早已撤并到嘉善县姚庄镇，降格为一个社区。但它依然古朴，老镇区依然保持着老街、商店、小桥、旧民居原貌，还有一个废弃的庞大旧粮库，在颓墙破瓦间向城市人述说着往昔的光荣。
好在丁栅地处长三角一体化结合部，土地精贵，任谁都要流口水。早从2008年开始，以引导农民放弃宅基地、土地等集体产权，入住政府安置小区，节约土地并将指标转化为工商业、建设用地的“姚庄模式”就风靡一时。前两年风靡山东、苏北一带的合村并居潮，源头也在此。
今天的丁栅，政府早已在一旁造好许多新小区，农户只要自愿退出集体，立马可以搬进去。不过，见过世面后的农民想法不同往日，看上去，新造小区入住率并不高。老街也依然人间烟火，住户以老人家和外来务工人员为主，显得坚韧又温馨。
总体来说，像丁栅这样不大不小、新旧杂陈、位置不错但又不起眼的小城镇，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城乡“结合部效应”。当然，何止丁栅，近20年来，中国多数乡镇，在城市化和乡村振兴的两极化之间被遗忘，已整体沦为时代的“结合部”。
｜河流上的丁栅
小城镇，大问题
“结合部”注定走不到聚光灯下，但十分重要，少了它的衔接、润滑，日子久了，再好的设备也要运转晦涩、出问题。
费孝通先生晚年就十分关注小城镇问题。在乡村研究过程中，费先生很早就注意到，集镇是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约制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社会调研中，他惊讶地发现，苏南、浙江、山东等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和乡镇经济，吸纳了大量城市国企下岗职工。可见，乡镇经济对城、乡双向调节作用十分明显。
小城镇作用大，但接近乡村，也是个非标化单位，是个大学问。费先生就以他家乡吴江为例，概述了五种小城镇类型。
第一种是其著作《江村经济》描写的震泽镇，它是商品流通的中转站。方圆十里的农民将生产的农副产品出售到此，又从这里买回所需工业消费品，是乡村经济中心。
第二种是工业化城镇。盛泽镇曾是吴江县人口最多、产值最高的镇，自古金融与丝绸业发达。震泽绸庄多，老板善用金融力量或信贷关系，先将农民的生丝买来，再投放给农户在家织丝绸，农户织好再拿回绸庄领工钱。如此，传统社会中国的工业是分散到乡村的，也是城乡一体、良性互动的。
第三种是政治型城镇。松陵镇是吴江政治中心，“城里主要是专政中心的衙门和城隍庙这阴阳两大权力机构”，住户主要是官员、大地主，和服务于他们的各种小人物。与农民的直接关联倒并不大。
第四种是消费型城镇。同里古镇是一个湖泽水乡，交通闭塞，因而被地主、官僚阶级选作避难所和安乐窝。也因交通不便，他们在这个“安全岛”上修建起大量园林，今天依然保存良好，成就了同里这个著名的江南古镇景区。
第五种是交通枢纽型城镇。平望镇地处江浙沪枢纽位置，交通便利，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它屡遭兵燹（xiǎn），一直难以稳定发展。但另一面，又因其区位、交通优越，往往能迅速复兴。改革开放后，它就迅速成为吴江发展最快的小镇。
显然，这些小城镇都有一个共性——都是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都有其个性，应该发挥各自特点，走个性化发展道路。80年代，费孝通先生将其小城镇研究汇编成《小城镇，大问题》一书，其理论还得到了中央政策的肯定与支持。
1998年，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的问题，并明确将小城镇战略视为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城镇战略的实施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建设部数据显示，经过大规模撤乡并镇后，到2003年底，全国共有建制镇和集镇42000多个，县城以外的小城镇镇区的总人口约1.91亿。10年间约有1亿的农村人口先后落户小城镇，有力地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
随后的发展我们已耳熟能详，随着城市化、房地产、工业园建设大潮袭来，城与乡都逐渐默契地跳过小城镇，大多数小城镇风光不再。2016年，尽管住建部一度力推“特色小镇”模式，但缺乏抓手，地方实际操作过程中，2000余个国家和省级“特色小镇”大多走向房地产小镇、国有融资平台公司变相举债建设的风险小镇，和特色丧失、产镇不融合、生态被破坏的问题小镇。
多年来，小城镇从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到累积出“大问题”，其整体的没落，已是不争事实。连带着小镇青年，也逐渐沦为杀马特或躺平的代言人。
｜老镇里的小小少年
社会真空
这两年我日益感到，在宏大的“大国大城”和乡村振兴之间（虽然国家政策将乡镇、集镇也归为乡村范畴），存在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小城镇。同时，国家投入巨大的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地方往往就收效甚微，一大症结也在于乡镇功能的失调。
首先是经济失调。许多乡村原本因为远离城市，商品经济活动不得不围绕乡镇/集镇展开。20年来，随着交通发展、私家车普及，农民的大宗消费和休闲消费，往往倾向于直接进城，而日常消费又依靠电商。另一方面，除长三角、珠三角、东南沿海外，大多数乡镇产业基础本就薄弱。因此，当消费和生产功能同时落伍，乡镇衰落便是必然。
其次是政治失调。乡镇作为乡村政治中心的作用基本被打散。其一，各种涉农税费取消后，除了办户口、批宅基地这样的大事，农民长年累月都不需要跟政府打交道。其二，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下，各级政府都将精力放在能赚钱、赚快钱的领域，从利益和感情上都远离乡村。两相结合，导致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最好的相处模式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落到乡镇干部更是如此，一者，他们是上面各种压力的承担者，但乡镇财权、执法权上收，资源和支持都不足；二者，他们是乡村工作的一线奋战者，但当下的农民自主意识、维权意识又提升，“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导致乡镇干部两头受气。如此，基层干部对农民的疏远，也是自然。
其三是文化失调。群众教育、组织、动员向来是党的核心工作与法宝，但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退出乡村转战城市，乡镇文化站、剧团、图书馆等组织被取消，书店、电影院、体育场等也在市场冲击下纷纷倒闭，乡镇的文化中心功能已全面丧失。加之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大多数乡镇高中取消、中小学并校，优质师资、各种人才进城，乡村科教文体等各项文化事业早已全面真空。
上述问题，在城市化、工业化和房地产主导的大发展时期都是小问题。但时至今日，经济放缓，城市内卷，市场下沉，急需内循环的时期，这种真空导致的“结合部”失效、城乡堰塞的大问题就显露无疑。
｜颓墙身后有人家
单就乡村振兴来说，失了小城镇的衔接，推进就颇为滞涩。
其中的第一层逻辑是，小城镇无疑占据着乡村地理位置、交通、政治经济集成度等最佳资源，小城镇失效，就直接意味着乡村最优秀的资源失效。此时，国家越过乡镇直接进村搞振兴，难免缺乏焦点、事倍功半。
第二层逻辑在于乡村社会常识。有地理或产业优势的乡村，往往会自发集合成小城镇，此外的乡村，自然是缺乏市场化基础。所以，乡村产业要集成、发展、对接城市，理应先通过乡镇。而当下许多地方不顾经济和社会规律，在缺乏市场基础的乡村不假思索、不计成本地大搞“产业振兴”，难免有些想当然。
第三层逻辑是人才振兴。城市青年要下乡会面临两个问题：1、无法获得宅基地、土地、集体分配、参与公共事务等村民权利（除非本村村民返乡），很难站住脚，就算创业成功也容易被挤走；2、乡村资源集成度不足，甚至缺乏最基本的配套，举个例子，调研中一位驻村文创青年就跟我诉苦，他们打份图纸、做个KT板，也得跑到十多公里外的镇上。因此，乡村要吸引、留住人才，必须建设好小城镇这个落脚点和服务中心。
第四个是事实，在各地调研中我发现，城市发展得好的地方，周边的乡村不一定发展得好（例如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但小城镇发展得好的地方，周边的乡村一定不会太差。小城镇对乡村直接的辐射、带动作用，一直显著。
“变压器效应”
秦朔老师对当前乡村振兴痛点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当下央企、国企等大资本面对复杂的小规模乡村业务根本进不去，如同万伏高压电流对接小家电，功率太大不匹配，一进乡村就给烧毁了；而传统小民企、社会企业、NGO组织等进入乡村又电力不足，就像低压蓄电池，打打辅助、应应急可以，要靠它过日子，根本带不动。
所以当前，在特高压般的国家战略，和广袤、分散的261万个自然村落之间，急需建设一套从产权制度到行政管理，从市场经济衔接到社会舆论导向的“变压体系”——而非脱离体系急于搞产业振兴！
以乡镇、集镇为主要构成的小城镇，就是这个变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作为坚韧的乡村“低压蓄电池”代表，文旅民企“乡伴文旅”创始人朱胜萱，和中国“文艺乡建”领军人左靖，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从乡村聚焦到乡镇——十多年的乡村实践告诉他们，单纯的“乡村”振兴，依然困难重重。
首要是乡村“小家电”的封闭性。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农民利益，始终是动不得、一碰就容易触电的危险地带。所以乡村建设只能造点，很难由“点”发展到“线”“面”，始终只能小打小闹。
其次是乡村“小家电”既小又分散，难以集成。一般乡村很难支撑起农业之外的产业（农业又不赚钱），市场化前景始终不乐观。譬如近年看上去火爆的乡村文旅项目，大多仍依赖政府投入，作为升级版农家乐“一日游”可以，但要运营好、留住人、建设完整配套、形成稳定消费市场，仍差之甚远。
而乡镇衔接城乡，又有充足的建设用地和市场化基础，完全可以从破落的“结合部”升级为合格的“变压器”！
一个方案
朱胜萱和左靖选择小城镇，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它们普遍拥有充足、高标准的闲置公共资产。
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为应对乡村财政困难，曾大力推行撤乡并镇。数据显示，80年代中期全国共有乡镇9万余个（平均人口不足1万人），至1992年代压缩到43250个。进入21世纪，随着各种涉农税费取消，乡镇财政再次面临困难，又进行了一波撤乡并镇潮，至2005年减少到35509个，平均人口近3万人。
这9万余个乡镇/集镇，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曾拥有完备的公共服务“六件套”——供销社、粮管所（粮库）、卫生院、乡政府、小学校和邮政所。其中，被撤并的6万余个乡镇，这些资产几乎被废弃，保留的3万余个乡镇，供销社和粮库被闲置。
上述资产中，尤以粮库为重。这9万余个废弃粮库，普遍位置好，占地面积大，建筑质量高。且由于目标太大，产权敏感缺乏政策，地方政府不便乱动，大多保存至今。我们暂时按每个粮库占地30亩保守估算，这个数字就在300万亩以上，价值数千亿元！再加上其他闲置资产，光沉睡在乡镇/集镇上的闲置资产就可以万亿计。
｜荒废的粮库
对此，笔者建议：
1、国家牵头统计、估算，统一收储，并发专项债，专用于小城镇复兴；
2、资金归口于新成立的乡村振兴局。乡村振兴局以此为抓手，仿效城市城投/城建，建设垂直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地方乡投/乡建平台；
3、明确平台职责：一、不以盈利、融资、服务地方财政为目的，与房地产严格区分；二、以投资、管理、撬动社会资本、培育民间乡建力量为职责，不允许自建、通吃；三、参考社会企业做法，设立以维持运营为目标的基本盈利区间，并设立退出机制，防止压制乡村振兴活力，得不偿失；
4、以此平台为抓手，盘活乡村组织振兴、人才振兴。行政上垂直管理，实际运作中联合乡镇人大、政府、乡贤代表、乡建代表、村民代表等共同组建管理、协商和监督平台，建立乡村统一战线，撬动各方活力，共推乡村振兴大计。
乡镇复兴
回到丁栅。小镇未能乘着韩寒的《乘风破浪》成为旅游目的地，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这一巨浪正席卷而来。丁栅，有望真正地乘风破浪。
而在运作了丁栅周边的几个民宿、亲子、研学等乡村文旅项目后，朱胜萱也意识到，企业要从乡村文旅升华到真正的乡村振兴，破局关键也在乡镇！
一者，乡伴在各村的文旅项目周边都是耕地、水面和农民宅基地，要建一些餐饮、休闲等基础配套，要升级体验内容，已没有操作空间。而紧邻的丁栅，有充足的城镇建设用地和大量公共闲置资产。
二者，原有项目，基本还是以政府投资、主导的“美丽乡村”、精品景观性质，尽管乡伴植入其民宿、亲子乐园、研学基地等IP，但要从“一日游”，到留住市民、连续消费，以及引进人才搞产业振兴，只能依托丁栅。
｜乡村文旅项目
三者，丁栅良好的区位、未遭破坏的江南小镇原生风貌、良好的地方文化传承，以及规模巨大的老粮站，令曾是上海世博会景观总设计师的朱胜萱激动不已！
朱胜萱带领团队深入研究，提出“一镇带五村”的“村镇共同体”复兴计划。
其计划以丁栅老集镇为中心打造“乡创+”平台：杜绝大拆大建，将老粮库修复、改造为长三角乡创总部园区及文化地标片区，改造部分老街为乡创产业片区，建设乡土人才公寓，并修复老街，打造枕河面湖、人文深厚的现代乡创产业基地。
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自由办公、快乐办公正成为新经济一大时尚。朱胜萱计划将其企业总部搬迁到此，并邀请携程等互联网企业实地考察，得到肯定答复。事实上，在发达国家，许多大企业总部便设在城市郊区的小镇，他们不给城市添堵，又实现自己真正的独立办公，还带动着一个个小镇的崛起。
城市产业和人口一旦导入，老集镇便可以“乡创+”为中心打造村镇共同体，带动周边“生态+”“农业+”“艺术+”等不同类型村庄，进而实现“年轻人回乡生活创业、老年人下乡快乐生活、儿童回归大自然本真、都市人实现美好乡村生活梦”的城乡交互模式。
若此，嘉善有望继“姚庄模式”后，以丁栅为模板，探索出一条盘活乡镇/集镇闲置资产，以乡镇复兴、塑造村镇共同体为路径的，中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丁栅模式”！
相比朱胜萱的“市场乡建”，左靖则从“文化乡建”角度实践乡镇复兴。
左靖文艺乡建实践的首要标准，便是看当地有没有充足的公共闲置资产。在贵州黎平县茅贡镇，左靖惊讶于当地保存良好的粮库。他和建筑师梁井宇，带着附近的木匠、工匠进行了粮库改造。他们完整保留粮库的原始结构，比如未上漆的木柱、墙壁、地板和黑瓦顶，主要增加灯光系统，并在外部新添了一条侗族式的长廊。整改后的旧粮库成了镇上的艺术中心、旅游接待中心。
开幕当天，举办了“1980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开幕展览，在这座古老又时尚的“新”建筑里，十里八乡的村民和孩子们，张大嘴巴欣赏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既惊讶又自豪。这何尝不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极佳开端。
作为文化乡建代表人，左靖选择乡镇复兴，一是将其建设为衔接城乡的桥头堡，为外来游客、城市人提供一个了解地方文化的窗口，以及提供基本旅游接待、餐饮配套的场景，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将大资本堵在城镇，防止他们直接进村大搞旅游开发，破坏当地完整的侗寨、侗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
可惜，后来地方急于发展旅游产业变现，将这座新粮库承包给客商搞“时尚”餐饮，这座“乡村文化艺术中心”和桥头堡逐渐泯然众人。一场通过文化乡建复兴乡镇的乡村振兴新模式，未能等到结果。
事实上，不管是乡村振兴还是乡镇复兴，源头和结果都应该是人的振兴。有人来，有人留下，有人扎根，才会有真的振兴。而这些人，不应该是杀马特、拼夕夕、三和大神、土味视频……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的小镇/乡村青年，他们都应该、而且可以拥有自己的春天。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 县域经济学者。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参考书籍：费孝通，《社会学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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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小镇青年也应该有春天 || 大地上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