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是中国传统文化遗留的一种习俗，其起源于古时候的“六礼”，被记载于《礼记》之中，主要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和亲迎。”
但这一传统习俗到了现代却引起了广泛争议，一次次在舆论中被推向高潮，甚至有人戏谑地称“彩礼”、“房贷”和教育成本是年轻人不结婚的三座大山。
随着人们的生活压力加大，对“天价彩礼”的讨伐声不绝于耳。2021年时流传的一张江西九江银行的“彩礼贷”图片更是将这种抱怨推向了高潮。
随着对其抱有怨言的人越来越多，各地彩礼价格高涨的问题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纷纷出台政策整治这一乱象，希望能收到良好效果。
2022年3月20日，一位秦姓网友因为彩礼问题被迫和感情深厚的女友分了手。原来对方向其提出了近30万的彩礼金额，而其无力支付。
网友遂向身边人询问，甘肃当地的彩礼情况是什么样的，没想到当地的彩礼价格普遍较高。
因此该网友在人民网向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委书记留言，希望其能整治当地的高价彩礼风气。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网友的提问没有石沉大海，竟然很快得到了当地官方的正式回复。更令人意外的是，当地针对此问题早已有规定。
在回复中，我们看到了当地领导对于高价彩礼这一恶俗陋习加以铲除的决心。以及当地这些年针对此问题曾经出台的政策和指导文件。
这两个文件分别是《正宁县开展“抵制高价彩礼、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活动实施方案》和《正宁县关于进一步加强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的实施意见》。
在这两项文件中，官方有着明文规定，当地农村结婚彩礼不超过8万元，而对公职人员要求更为严格，彩礼不得超过6万元！
对于当地党员干部，为了让其身先士卒、做出表率，当地还制定了《正宁县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规定》，要求其必须依规向组织上报。
除此之外，当地还从其他几个方面入手，想要对当地高价彩礼的不良态势进行遏制。
比如：1.当地通过发表倡议书、开设专栏、榜样表彰等舆论宣传方式，想要移风易俗，改善当地不良风气，在县里营造出良好的习俗氛围。
2. 主管部门还从源头治理，设置红线线”婚姻介绍所和婚介机构管理协会，对收集到的未婚男女信息建立数据库，以集体婚礼等形式为青年们牵线搭桥。
3. 之后，其又介入婚恋市场中间环节，针对婚姻中介进行管理，要求职业中介进行备案，对媒人进行培训还要求其必须签订从业行为承诺书，避免出现“两头吃”的乱象。
4. 最后，当地在各个行政村建立了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的群众自治组织，并将对彩礼的限额列入了“村规民约”，对高额彩礼进行“黑榜”曝光。
这些良好的措施令人欢欣鼓舞，但为何小伙还会面临因彩礼失去女友的现象呢？要30万彩礼的女方家人属于违法吗？对彩礼问题可以由法律出手，强制解决吗？
要解答这一系列问题，首先应当明确，前述的这些文件属于法律吗？毕竟如果连法律都不是，那更谈不上违法了。
在我国对于法律有着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其中狭义的法律必须由各级人大制定和颁布，此两项文件显然不是。
而广义的法律虽然包括各类规范性文件，但“实施方案”和“实施意见”是否属于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的学界存在着争论。
作者认为，这两项文件应当属于广义的法律，因为它们都对公民的彩礼问题设置了“限额”的负担，因此不同于普通的行政文件。
但同时，这两项文件属于典型的有法无罚的规定。简单来说，虽然对此有规定，但只是一种“指导”，违反这一规定并不会带来处罚，当事人也不可能依据此规定要求索赔。
那么对彩礼做出限额的村规民约是否有效呢？村规民约是什么？属于法律吗？
事实上村规民约相当于村内的“小宪法”，其属于我国宪法规定中的“守则”、“公约”，主要用于村民的自我管理。由村委会组织，全体村民共同制定，明确属于法律。
不过虽然村规民约属于法律，但它同样无权就村民彩礼超出限额而对村民处于罚款等处罚。
根据《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叔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也就是说根据此规定，村委不但没有权利对提出超额彩礼的村民进行罚款，即便以现有“黑榜”的方式对该行为进行公开曝光是否合法，在法律上都存有疑问。
因为公开曝光村民的个人隐私，显然牵扯到了村民的人身权利问题，与《村委会组织法》相违背，因而无效。
既然这些指导性文件效力较低，那能否将高额彩礼问题写入《民法典》乃至《治安管理处罚法》，使提出者受到处罚，从而打击这一乱象呢？
这是一部分群众的意见，但显然不具有现实实践性。彩礼问题属于公民的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法律对此无法过多干涉，因为针对此问题无法在民间达成共识。
首先来说，巨额彩礼到底如何定义，在民间就无法达成共识。彩礼的金额是否巨大很大程度上完全取决于男女双方家庭的主观感受，固定金额的设置显然会引发巨大争论。
其次，即便巨额彩礼在道德上值得谴责，但处罚它的提出者在法理上缺乏依据，类似于国外曾针对禁酒所做出的处罚，最终只会沦为一纸空文。
再次，则是社会各群体针对彩礼的态度差异较大，非道德评判所能弥补。如同“见死不救”在世界的道德体系中都属于被批判者，其在德国属于公认的犯罪行为。
但如果在我国将“见死不救”入罪，要求公民必须救助伤者，显然对此会态度两极分化，引发强烈的反对之声。
最后，则是对彩礼在法律上的规制是否有必要性？
我国法律已经明确保护婚姻自由，如果其亲人暴力干涉则属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在此情况下，如果是因女方或男方父母提出高额彩礼要挟，则可以婚姻自由问题进行规制，本身已有法律，没有立法必要。
而如果是女方或男方本身提出或默许高额彩礼，则其行为并不违背婚姻自由，是其自己的意思表示，法律处罚反而可能侵犯了婚姻自由，没有立法可能。
正因如此，在这篇情真意切的“官方回应”最后，主管机关表示，虽然当地在治理高价彩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治理高价彩礼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靠硬性规定很难有抓手，需要长期的教育引导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难言之隐，可见一斑。
对这件事你怎么看？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