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立体青铜人像组合来表达某种精神观念或文化母题的造型，可谓是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独有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
近日，三星堆8号坑最新提取的青铜神坛，经过修复，在媒体直播中首次与观众见面。这个神坛共分上下部分，下部为镂空台阶，台阶之上有13个青铜小人形象，分为三组，动作几乎一模一样地抬着神兽，被形象地称为“四人抬滑竿”。
↑神坛全貌（四川省文物局供图）
在国内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中，这类造型是首次发现，非常独特。笔者认为，这种以立体青铜人像组合来表达某种精神观念或文化母题的造型，可谓是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独有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
在青铜时代的中原地区，艺术表现的神灵、鬼怪或人物，通常是附着在青铜礼器上的扁平浮雕，而不是立体的人像。据《左传》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即将各种鬼神形象“百物”铸造在鼎上， 让人们知道各种神怪的形状。杜预注释说“象所图物，著之于鼎”，即这些各种鬼神都类似图画的方式表现在青铜鼎上。很显然，中原的主流艺术表现传统是铜器上的各类纹饰、图像、浮雕，而不是铸造立体的青铜神像或人像，更无将这些立体人像之间组合为某种神话或历史叙事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西南地区之外的长江流域，也有表现人像的青铜器，如著名的湖南宁乡大禾人面纹方鼎，鼎的四面分别铸有人脸，一些学者认为这表现的是“黄帝四面”。无论何种解释，这种长江流域的艺术表现手段都是浮雕式的，而不是以一群立体人物组合来进行叙事。
而从三星堆发掘的青铜人像以及神坛，就已经显现出当时不同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祭祀艺术表现手段。三星堆的青铜人像，是古蜀各氏族祖先的形象，蜀王通过攫取各氏族的祭祀权，而获取对这些族群的政治支配关系，这在历史上的其他地区也颇为常见。蜀王在三星堆排列各氏族祖先的立体青铜神像，通过祭祀礼仪而增进对各氏族的政治支配权，因此这些神像最终也进行集中埋藏。类似的，青铜神坛上各种立体人物的排列组合，表达的都是服务于三星堆政治体宗教意识形态的仪式和礼仪。这次8号坑出土的“四人抬滑竿”立体形象，正是这种独特宗教礼仪艺术表达的又一个鲜明例证。
无独有偶，这种通过一群立体青铜人物组合来表现文化母题的手段，也见于同属于大西南文化圈的云南古滇国青铜文化。在滇池地区的石寨山、李家山等高规格墓葬中，常见在青铜贮贝器上铸造成组的立体人物雕塑，有的一组表达围绕蛇柱祭祀，有的一组表达豪酋巡视手工业生产，或是表现滇人骑兵击败敌对的披发人群。滇池地区青铜礼器上的立体人物形象组合，表现十分生动，通过多人一组的方式，来表达祭祀、王权、军事、生产等各种主题，这种表现礼器和艺术的手段，不见于中原和长江流域，却几乎和同属于大西南的三星堆青铜文化如出一辙。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时代属于战国到秦汉，时间上远远晚于我们一般所说的三星堆文化三期为代表的繁盛时期，二者之间不能说存在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应该说，这种说法也是对的，二者之间时间差跨越千年，当然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和演化关系。但是当我们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拉大，将大西南地区视作一个更广袤的历史文化区间，就会发现不能将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和云南、贵州的割裂开来。《华阳国志·蜀志》中就说古蜀王“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其羁縻区域囊括了西南夷的活动范围，而很多考古资料可以显示古蜀文化从三星堆到十二桥文化或更晚期阶段，与云南贵州的经济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关系。因此，早期古蜀和西南夷在内的西南文化大板块，属于中国文明各支系下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其内部的文化脉络之间存在悠远的传承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星堆8号坑新发现的“抬轿子”青铜人像组合，恰恰和同属西南范围内的滇池地区青铜文化人物艺术组合属于同一类型，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化艺术表现手段都迥异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背后的文化信息，显现了我国西南地区作为一个“大西南”文化板块，存在着一些独有的底层历史文化传统。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李竞恒（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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