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的通胀总体低迷——即使美国8月未季调CPI年率大幅好于预期，但是公布值仅为1.30%，而美联储青睐的PCE数据则表现更佳疲软——但是美联储在8月底实施了平均通胀目标，即允许一段时间内通胀高于2%，这令市场感到费解。
不过哈佛大学一名教授表示，这是因为官方的CPI数据被扭曲了，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发生了改变，对于食品等必需品的消费需求上升，但是对于汽油等非必需品的消费实际上下降，而且这种消费行为改变可能是永久性。因此在计算CPI数据时，需要对每一个权重重新衡量才能得到准确的通胀水平。
从历史数据看，实际通胀可能是官方数据的3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通胀疲软，但是美国消费者却感到消费成本上升的原因。
基于此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之所以调整通胀目标的原因是实际通胀率已经大幅上升，但是即便如此，该措施仍不足以阻碍通胀大幅上升的步伐，即美联储未来将不得不加息以应对风险。美联储当前的措施更多的是为延缓加息争取时间，从而使得当前靠宽松推动的股市涨势得以延续，同时也为国会有能力在没有“预算限制”的情况下继续支出。
近年来货币政策的最大改革之一是美联储在8月底宣布，美联储将把未来的平均通胀率作为目标(但没有给出任何细节——目标通胀率是多少？1年、5年、50年的“平均值”的回溯周期是多少？)
对许多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美联储延长加息时间表的借口(加息将会伤害债券和股市)，即使在未来几年通货膨胀消失了(疫情后时通胀还是通缩是当代金融界最大的一场辩论)
不过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应进行的更为必要的辩论是如何衡量通胀，原因很简单，用CPI或PCE来衡量通货膨胀成为了一种政治手段，这意味着国会有能力在没有“预算限制”的情况下继续支出。
而近期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也认同了这一看法。他认为，真实的生活成本远高于官方公布的可笑的1.3%的CPI数据。
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一篇名为《疫情下消费一篮子的通货膨胀》的论文中，哈佛大学Albert Cavallo教授计算出，与疫情有关的消费的真实通胀率为1.85%，比消费者价格指数高出40%以上。
Cavallo写道：“疫情大流行导致消费者支出模式发生变化，这可能导致在衡量通胀时出现明显偏差。”Cavallo利用从美国信贷和借贷交易收集的数据更新官方篮子权重，并估计其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发现“在美国，疫情下总体和核心的通胀率都高于官方CPI。”
Cavallo还表示：“在另外16个国家的10个国家，我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掩盖通胀失控的真实水平，似乎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在政治上是方便的，其实正是如此。毕竟，有多少发达国家会仅仅因为让约90%的人口的生活成本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就要求本国央行加息并让股市崩盘呢？
毫不奇怪，这位哈佛大学教授也指出，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正在经历更多的通货膨胀，仅仅因为非核心产品消费(除汽油和食品之外的消费)行为更像是对消费者征税，而随着相关产品价格已经飙升，占低收入群体每个月可以领回家薪水的比例实际上也在上升。
正如Cavallo总结的那样，测量出来的通货膨胀和报告出来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因为社交距离规则和行为使得消费者在通货膨胀上升的情况下，在食品和其他类别上花费更多，而在交通运输和其他经历严重通货紧缩的类别上花费相对较少。”
这不是Cavallo第一次涉足真正的通胀追踪。早在2008年，他在哈佛大学(Harvard)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共同创立了“十亿价格项目”(Billion Prices Project)，该学术项目率先利用在线数据进行高频价格动态和通胀测量的研究。它发现，官方CPI数据一直低估了真实生活成本的增长。他还创建了Inflacion Verdadera来衡量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实际通胀率，并与人合伙创办了两家私营公司。
即使不看Caravllo关于通胀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在几个已经失去控制在“核心”产品中找到相关的线索：上周官方CPI报告可以在二手车定价中看到一些扭曲的迹象，该数据显示8月二手车价格创自1969年以来最大单月升幅，仍远低于二手车拍卖商曼海姆(Manheim)的增幅。据报道，这家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公司每年销售约700万辆汽车。
牛津经济学院(Oxford economics)经济学家凯西？博斯詹契克(Kathy Bostjancic)表示：“过去两个月二手车和卡车价格的飙升，可能反映了城市居民需求的增加，他们不再愿意乘坐公共交通，以及其他已经离开城市、现在需要交通工具的人。”
不管受疫情影响的各种类别价格持续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关于CPI衡量标准的争论仍然存在——因为它肯定不会改变大多数美国人的真实生活成本。
早在2017年德文郡研究集团(Devonshire Research Group) 就公布了这样一份报告。
在报告中，德文郡研究集团认为，真实的通胀率大约是官方报告的三倍。
德文郡的观察总结如下：
① 美国官方CPI计算受到众多复杂的技术决策的制约，甚至可能受到扭曲，
② 通货膨胀报告与其说是衡量购买力的手段(因此是一种金融工具)，不如说是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因此是一种政策杠杆)
③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收益率曲线、财政部发行的通胀保护证券(如TIPS)、政府和工会的最低工资都依赖于受这些扭曲影响的美国官方通胀指数。
④ 大多数金融、财富管理模型依赖于价格稳定假设，默认3%的通胀投入——如果真实价值接近7-11%，这些模型会发生什么？
⑤ 如果我们重新计算购买力CPI，消除逆向报告的轰动效应，保持对现代经济政策的不感兴趣，过去十年CPI的实际增长率为7-9%
⑥ 这对报告的和实际的生活标准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可能解释了美国消费者债务的快速上升，对生活质量的感知和报告的潜在降低，更不用说意料之外的政治趋势了
⑦ 1990年后通胀率是7% -9%，而不是3%，也表明许多消费领域存在接近“泡沫”的情况。
他们的结论是：
预计低成本消费者在非耐用品、消耗品、食品、住房、服装和零售等将继续表现出较大的成本压力和整合激励——或者宏观经济衰退导致重大的“通胀调整黑天鹅事件”。
考虑到美联储即使在当前的通胀目标调整下也最终难逃激进加息的命运(指的是通胀迟早会大幅飙升)，所以不要指望美联储的官员们会认真的讨论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美国人的购买力都遭到了侵蚀。
（文章来源：汇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