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防护工程专家钱七虎今年85岁了，一些习惯也变得不再是习惯。他曾酷爱游泳，以前每个星期五，妻子袁晖会陪他去泳池，看他游，然后俩人一起看电影、吃饭。直到两年前的一次脑梗影响了他的平衡，“手脚不协调了，不会游了”。现在，每天早上四五点钟醒来后，他就在小区里快步走，做操，放松、按摩关节，35~40分钟后回家。
他还是上午工作，下午学习，读读《参考消息》《报刊文摘》，但晚上“不敢工作了”，因为想着工作的事“老睡不着”。通常看完《新闻联播》后，他会追几集热播的电视剧，10点左右睡觉。
这是钱七虎不出差、不开会时的生活节奏。大部分日子里，他的日程安排鲜有间隙。比如7月27日“八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后，钱七虎密集地接受了数家媒体采访。
“防护工程是一面坚固的‘盾’”
钱七虎每天需要吃调理肠胃的药，这是他三十几岁时落下的病根。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仍面临严峻的核威胁。刚受命开展某地下飞机洞库防护门的设计工作时，他发现原版防护门虽然能扛住核爆的冲击，却严重变形，无法开启。
他跑到核爆试验现场，“爆炸完防化兵检测人员说‘可以进去了’，我们就到各自项目点看试验情况。对于核辐射什么的，想都没想，最关心的是试验项目成不成功。”钱七虎发现，防护门是由于计算不精确导致了变形，这与计算理论和工具不够先进直接相关。
他对症下药，从引入先进理论开始，运用有限单元法，“把复杂的结构分成很小的单元计算，再逐一拼起来”。这样的计算过程必须通过大型电子计算机，把理论变成程序，上机操作。
当时能满足这种计算要求的大型晶体管计算机全国只有三台，都在别的单位。原广州军区空军武汉勘测设计院院长李金元曾介绍，一本上机手册就是一本厚厚的说明书，我们从没接触过这些计算机语言，看着像“天书”，钱七虎也没接触过，但两天时间他就吃透了，还自学编程，写出了程序。
钱七虎打“时间差”，利用节假日，以及别人吃饭、睡觉的空隙，蹭用其他单位先进的计算设备。冬天夜长，上完机天还没亮，他就裹着衣服在旁边的穿孔室找把椅子“歪”一下，五点钟乘头班车回去。吃饭不规律、焦虑、久坐成了常态。长此以往，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都找上门来。两年后，经历数十次试验失败，钱七虎带领团队成功设计出当时国内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地下飞机洞库防护门。“我做防护工程的事，唯一能讲的就是这个，其他都不能讲。”他笑着对记者说。
那些“都不能讲”的故事里，是“矛”与“盾”激烈的攻防对抗。六十多年来，从防核空爆，到防核触地爆，再到防核钻地爆；从防普通爆炸弹到防钻地弹，只要“矛”发展一步，钱七虎和团队就研究“盾”如何更坚固一层，为中国铸造了不仅能防当代，也能防未来可能在研的、强敌战略武器打击的“地下钢铁长城”。
“核心科技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
钱七虎也因为“都不能讲”，曾经长时间隐姓埋名，无人知晓他的身世。
1937年，钱七虎出生在一艘从昆山逃往上海的乌篷船上。“我的童年是在日本兵的铁蹄下度过的。那个年代，就是国歌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战胜利后，美国兵又在上海横行，这些场景我都历历在目。”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助学金的支持下，钱七虎入读上海中学。经常邀请校外人士作讲演是这所中学的传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4年，陈赓大将来沪为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以下称哈军工）招生时，钱七虎毫不犹豫报考，走上了从军报国的道路。
再难也要靠自己，这是求学生涯给青年钱七虎上的生动一课。1954年至1960年，钱七虎在哈军工就读期间，所用教材全部由苏联教材翻译而来，但是最前沿、最急需的内容没有出现在课本上。“防护工程要防炮弹、炸弹、原子弹，但是呢，防原子弹的没有。”1961年，钱七虎被派去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深造后，这种郁闷的感觉更加强烈。他是带着研究孔口防护的任务去的。钱七虎在莫斯科就读的军事工程学院是开放的，但开展相关实验的研究所是绝密的。无奈之下，他只得修改方向，改做结构防护研究。
“我们买专利，这是对一般科技而言的。核心的科技，特别是国防科技，包括防护工程，你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只能靠自己。所以我很理解国家提出的科技自立自强。”在苏联求学的四年间，钱七虎几乎把所有钱都用来买书。这种紧迫感一直持续到现在。钱七虎说，今天，我国防护工程的本质、核心没有变，依然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具体怎么防，是在不断变化的，武器变了，防护工程的内容也必须发展。
“看着隧道建成了，心里高兴”
除了国防安全方面的工作，钱七虎还在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上有着突出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后期，珠海建设决策者们提出要“抢占制高点”，推动一系列“命运工程”，其中之一就是扩建珠海机场。
珠海西区的三灶岛上有一个空置了四十多年的军用机场，地理条件优越，重新修葺后，可成为一个相当优良的航空港，但不远处却屹立着一座“碍事”的炮台山。炸掉它是最佳方案，既可延长跑道，又搬走了飞机起降的“拦路巨虎”。可一拨拨团队来了又走，都不敢接这个任务，因为难度实在太大：爆破总方量超1000万立方米，要求一次性爆破成功；还要确保山外600米和1000米两处村庄安全……一筹莫展之际，时任工程兵工程学院教授的钱七虎带领团队迎难而上，六赴珠海，仅用了99个有效工作日，就完成了63个药室、1.8万米布药隧道的开掘和30万袋炸药的安放任务。
1992年12月28日下午1时50分。指挥长一声“起爆！”1.2万吨炸药在38秒内分成33批精确起爆，爆炸当量相当于二战时美国投放日本广岛原子弹的60%。时至今日，它还被称为“亚洲第一爆”。
20世纪90年代末，钱七虎在全国率先提出，面对城市地面建筑空间拥挤、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城市的出路就是向地下要空间。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轨道交通建设都是他长期关注的焦点。
2001年时，长江南京段唯一的过江方式就是走南京长江大桥，不乏有司机抱怨：“每天堵在长江大桥上一个小时，事故几乎天天出。”钱七虎提出，相关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在长江修建越江水下隧道。两年后，南京长江隧道项目正式获批通过。
南京长江隧道有“万里长江第一隧”之称，是当时中国已建隧道中地质条件最复杂、技术难题最多、施工风险最大的工程。隧道需要穿越13种软硬分布不均的土层，复杂程度也是世界罕见的。2010年5月28日，南京长江隧道全线通车运营。后来，南京长江隧道获得“鲁班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十多个奖项。
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以及目前还在建设中的深（圳）中（山）通道海底隧道，这些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都有钱七虎的参与和推动。
“我现在每天带她做三件事”
“忠孝难两全”“大家小家难兼顾”的事情同样发生在钱七虎身上。1965年，获得工学副博士学位的钱七虎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刚好和未婚妻袁晖同城。可休假结束后，他又被改派到“骨干老师奇缺”的原西安工程兵工程学院担任教员。两个月后，趁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间隙，钱七虎和袁晖准备了一些糖果和茶水招待亲友，借了床铺，简单地举行了婚礼。学术会议结束，钱七虎又回到西安，从此二人两地分居，长达16年。
与记者谈及此事时，钱七虎说：“好多人问我分居这个事。在我们看来，组织需要你，你就去做，这是很自然的事。我爱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一说她就同意了，没有任何意见。”2019年，决定将800万元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悉数捐出时，两人也是以同样的速度达成了一致。
多年来，家中大事小事都是袁晖操持，除了做饭，特别是烧鱼——那是钱七虎的专长。他在苏联读书时，中午吃食堂，为了省钱省时间，晚饭自己做，逢年过节邀请苏联师友前来聚会。
钱七虎爱吃鱼，也就喜欢烧鱼，熏鱼、清蒸鱼都会做。直到两年前，袁晖出现了老年病前兆，“总忘事”，钱七虎请了保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也改由保姆做。每天，钱七虎晨练回来，叫醒袁晖，给她量血压、吃“早上要吃的八种药”，然后带她做手指操，“可以延缓记忆力衰退”。他竖起三根手指：“她的事有三件：量血压，吃药，做操。”
钱七虎七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母亲一人抚养五个孩子长大。“我母亲很少考虑自己。她一个人住在乡下几十年，从来没和我提过把她带出来。”母亲80岁时，钱七虎把她接到身边，六年后母亲去世——母子相处时间太短，这至今仍是他心中的隐痛。回忆至此，一向沉稳庄重的钱七虎声音哽咽。
刘舒扬 云利孝（摘自《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