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超过2.8亿人患有抑郁症，中国患者人数有约1亿人。抑郁症患者数量如此众多，但不管是医生、患者还是学者，却很少有人能谈清它到底是什么。本书作者、波士顿学院社会学名誉教授戴维·卡普也常年受抑郁症困扰，他在书中通过对50名抑郁症患者的深度访问，展现了不同人群的抑郁经历、观点以及感受。有人把抑郁形容为“抑郁是隐而不见的真空”：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潘天舒认为，卡普意识到，关于抑郁症的书写有种“互不相干的倾向”，即患者从亲身体验出发的写作，往往无法对个体层面的经历加以概括和总结，而研究者对抑郁症的描绘与分析多是来自外部的“客观”研判，无法深入患者的内心。这也正是《诉说忧伤》的独到之处，卡普在书中以自身经历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系统地研究了人们如何叙述他们的病痛体验，为抑郁症这一有些模棱两可的生活情境提供了可信的社会学独有视角。
距离上海不远处，有一座名为雾岛的狭长小岛，据说千年之前主岛附近突然多出了一块岛礁，上面有一座不断倾吐硫磺味雾气的岩洞，雾气将整个岛屿包围，雾岛因此得名。7岁少年黎是维回岛过暑假，表妹安彼却在千禧年到来前的最后一周神秘失踪。多年过去，安彼突然再度现身，仍是当年的模样。在雾岛，人们不会直接说出所惧之物的名称，而是用“物事”替代，仿佛这样它们就不存在。大人们对安彼的经历避而不言，黎是维与儿时好友苏夜相约再次回到岛上，揭开这个秘密。
上海的读者不难发现，雾岛的原型就是崇明岛，小说作者栗鹿也正是在这里出生长大。在她看来，雾岛绝对不是崇明岛本身，而是它在另一个世界的化身，“它拥有现实的肌理，但本质是虚构。”小说里充斥着梦境和天文的意向，栗鹿解释说，自己很少梦到长大后的事，总是在梦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童年：“好像有一个‘自我’被困在过去的夜晚中，那里时间并不存在，那个孩子也没有长大。写作《致电蜃景岛》时，我听到了过去的回声，也与那个徘徊于过去的孩子重逢，原来，她一直在为我守夜。”
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曾说过，对伍尔夫而言，除了记录日常生活和对宇宙、生命的思考意外，日记还是她作为一名作家的独特表达方式，她会“在日记中潜心思考正在写或准备写的作品”。本书收录了伍尔夫在1915-1941年间的日记，从突破之作的出版、和丈夫以及女友薇拉的情谊到抑郁症复发，再到去世前的最后时光，伍尔夫在日记里真实记录了后半生的喜与悲。
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一员，伍尔夫不仅在日记中留下了写作时流动的心理和情绪，还不忘开其他团员的玩笑，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的作品。像是她认为“最让我开心的是艾略特”，而“《尤利西斯》是一部无知而粗野的作品，出自一位自学成才的工人之手”，阅读它“如同目睹一个焦虑不安的大学生在抓挠他的粉刺”。
2007年10月9日晚，4岁的孙卓在爸爸孙海洋的包子铺门口被人贩拐走，后者从此踏上了艰苦的寻子之路。因为开出“20万”的寻子悬赏，孙海洋很快就成为了媒体的报道对象，各路电话蜂拥而至，但孙海洋始终没有收到儿子的音讯。2021年12月6日，在历经14年又57天、奔波30多个城市后，孙海洋在警方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儿子，一家人得以团聚。
这本《回家》的口述者是孙海洋，执笔人是孙卓的姐姐孙悦，她用细腻的文字将十几年间孙家在弟弟被拐后的“一地鸡毛”娓娓道来。在结尾处，孙悦写道：
从古代到近代，用以描述中国传统女子的形容词多是“无声、顺从、藏于深闺”，她们被期待要隐忍、听话、不抛头露面。然而自从进入20世纪，从女学生开始，中国女子开始走上街头，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女性成为报刊的焦点，从报道到评论，无奇不有，媒体一度成为了人们观察“摩登女性”的“大观园”。
游鉴明是中国台湾地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研究女性历史已有三十余年。她发现，在探讨女学生和女子教育的议题时，仅仅使用档案资料，做出的研究是扁平的，失去了当时女学生受教育的实际情形与各种动态的场景这一维度。因此在《摩登大观园》中，她搜集了各种报刊的多元论述，再现并分析了当时大众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为构建近代女性新知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正仓院位于日本奈良市东大寺内，修建于约8世纪中期，是保管寺院和政府财产的仓库，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正仓院的建立者为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如今这里藏有二人穿戴过的服饰以及使用过的兵器、乐器、玩具等宝物，其中还有不少从唐代中国、新罗、波斯等地进口的精品文物，总数约9000余件。
每年秋天，奈良国立博物馆都会举行“正仓院展”，挑选部分宝物向世人展示，今年的展览将于10月29日对外开放，一共展出59件（组）宝物，其中有8件是首次展出，多为唐代中国器皿。本书作者东野治之认为，大量的海外藏品展示出了当时以唐为中心的文化交流盛景，他在书中借由多件宝物的材质、图案、铭文、工艺等关键元素，解读制造地、经手人及其进入日本的途径等信息，重现了当年日本的对外交往与贸易。
这是美国犹太裔作家玛丽·安亭（Mary Antin）写下自传《应许之地》的原因。但在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蒂芬·塞恩斯托姆看来，通过“书籍和小册子、报纸、政府报告、布道词、演讲”等史学家常参考的资料来研究“卑微者”并不全面，因而，我们通过安亭等人作品了解的都是“正统的波士顿人”，而对普通波士顿人，我们的了解实在没有多少。
在《其他波士顿人》一书中，塞恩斯托姆抛弃了以往的研究方式，将目光投向了当时极少有人利用的美国人口普查表、城市名录、结婚证申请表、地方税收记录等历史证据，考察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历史的某些侧面，再现了“其他波士顿人”的生活，写下了一部不那么“破碎”的人类历史，为讨论社会、政治和工会组织，调查美国人的向上流动性，审视特定群体的不同经历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观点。
1934年，德国女孩伊尔米娜来到伦敦求学，她独立且有主见，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巴巴多斯黑人青年霍华德，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对彼此产生了好感。不久后，伊尔米娜被困德国，与霍华德失去联络，紧接着战争爆发，伊尔米娜嫁作他人，只能在时代的战火中勉强求生。数十年后，霍华德成为巴巴多斯总督，伊尔米娜收到了他的邀请，这时她才豁然发现，自己的一生发生了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部图像小说的作者是德国漫画家芭芭拉·耶林，书中的伊尔米娜是她的祖母，她在翻阅后者信件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这段往事。结合信件，耶林查阅了大量的图像、文字以及影视资料，还原了祖母这个“普通德国人”，在爱情和现实里、面对歧视与纳粹的暴政时所展现的不同面貌，它们迥然不同却又紧密相连。是什么让她有了这种转变？这正是耶林想探讨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