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夏殷商八百年》李琳之著 研究出版社
该书叙述的时间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1046年之间。从传统的中国古史体系讲，这段时间是夏代晚期至整个商代时期。作者主要运用考古学成果和众多专家学者对甲骨文、金文释读所取得的成就，对照文献记载，修正了文献中一些不实之词和模棱两可的说法，厘定了晚夏和商代早中晚三期都邑城址的具体所在，系统地还原、展现了早中国时代那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从距今一万年左右到五六千年前，文明之光如满天星斗，广布中华大地，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均有典型遗址发现。距今五六千年到四千年间，中华文明进入古国时代，典型遗址如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距今四千年到两千年间，进入王国时代，夏商周建都于黄河中游，先后出现商代青铜文明和周代礼乐文明，中华文明进入更高发展形态。
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大课题，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构建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确立文化自信的一大抓手。一般认为的文明起源，以国家创立、王权形成为标志。中华文明五千年，大致以古国时代为开始，是为早期中国，下限到秦王朝建立。关于早期中国的研究，主要依托考古发现，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七十年间，积累了大量考古材料，扎实有效地推进了早期中国研究，逐渐建构起较为清晰的早期中国发展脉络。
早期中国的研究探索，西周以前基本是以考古成果呈现，西周春秋战国文献记载才相对多起来，但也极其有限。这个时段的历史，主要依靠考古材料，才有较强的说服力，但非专业人员阅读考古成果多有难度，望而生畏，因而对早期中国研究成果面向大众的通俗传播便是很有意义的文化事业。
李琳之先生系山西大学哲学本科、研究生出身，生活阅历丰富，长期在太原、北京工作，对乡土历史、中国历史有着深厚的感情，颇有建树，曾出版历史散文集《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山西笔记》等。他的家乡在晋南襄汾县，陶寺遗址就在襄汾。多年的阅读积累和文化思考，强烈的家国情怀，使得他近十余年将主要精力集中到早期中国这个课题上，大量阅读基本文献、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研究成果，多次到遗址所在地开展实地调研，厚积薄发，先后出版《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和《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他的本意，“前中国时代”指公元前4000-前2300年，黄帝到帝喾时期；“元中国时代”指公元前2300-前1800年，尧舜到夏代前期；“早中国时代”即指公元前1800-前1046年，夏代后期到商代，也就是书名《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叙述的时段。这三部书所涉时段，从距今6000年到距今3000年，大致从古国时代到夏商时期。三部书先后相继，建构起一部较为清晰的早期中国叙事史。
通读《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笔者发现该书有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主线明晰，重点突出，视野宏大。叙述晚夏殷商800年历史，紧密围绕历史发展主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兼备，突出重点人物、政治军事事件和遗址，凸显该时段最主要的社会变化主题。以夏商王国统治中心为重心展开，充分关照中原与四土的交通线路、考古材料所见的文化交流，同时将800年的夏商史置于全球史的宏大视野中，勾勒出了目前所知夏商历史发展的宏大场景。
二是依据大量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互证，择善而从。上古史的研究，有的学者偏重文献，利用考古资料作为点缀；有的学者只相信考古材料，但多是个案研究，无法形成相对系统完整的历史叙述。本书内容十一章加“引言”，每章之尾列出“注释”引用文献，总共有1088条，不少条目其实列有两种以上文献，除去重复出现的文献，本书至少直接引用了四五百种书籍（古籍、著作）、文章（发掘报告、研究论文），足见作者征引之广博。
三是语言表述简洁明了，可读性较强。对夏商历史的叙述，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除去大量考古研究成果外，叙述夏商历史发展的成果，典型者如宋镇豪主编的《商代史》（全11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李学勤主编的《夏史与夏代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但这些大家写就的成果主要是为专业人员提供的。通俗叙述夏商历史的图书少之又少，而《晚夏殷商八百年》语言极其简洁明了，表述通俗易懂，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作者在叙述中，把引用的文献几乎都做了简明扼要的白话翻译，减少了文献阅读障碍，增强了阅读的流畅感。
早期中国研究是个大课题，难度较大。《晚夏殷商八百年》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肯定是有的，比如对考古研究成果的精选，对传世文献的直译等，都有一定的提升、完善空间；有的历史叙述由于时空跨度较大，尚有缺环，如此等等。
但瑕不掩瑜。《晚夏殷商八百年》属于作者建构早期中国三部曲之收官一部。三部书观点明确，时序衔接，体例整齐统一，立论严谨，逻辑严密，共同构织成一部脉络清晰的早期中国史，开创了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对于中华文明探源成果向古史研究领域转化，再进而向社会大众传播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仝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