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象
最受欢迎的
“90后”乡村作家
1990年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市农村的郑在欢，母亲早逝，继母脾气暴躁，他被奶奶带大，初中没毕业便外出打工，步入社会。在粗粝的现实生活中，他观察别人的同时也留意自己的内心，出于对阅读的痴爱，在文学上进行持续的自我教育，再加上不俗的写作天赋，终于蜕变成一名青年新锐作家。
2009年，19岁的郑在欢用自己打工赚的钱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恰好有一个手机网站举办文学比赛，他写了一篇小说参赛，获得三等奖，拿奖金买了一台电脑，正式走上写作之路。2017年，他出版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写自己家乡的亲人、乡邻和小伙伴，他们年龄不同，性格各异，却都是常人眼中的“怪人”。他用喜剧写悲剧，语言生猛诙谐而又意味深长，写出的故事在有趣之余又让人陷入思考。
在网络上，读者戏谑这部小说集是“城郊接合部的残酷文学”，郑在欢也被称赞为最受欢迎的“90后”乡村文学作家。有评论说：“从《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展示出的写作质地来看，郑在欢的写作才能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对于这些故事，郑在欢说：“人都是来来去去的，能留下来的永远是生命中最动人的时刻，这些故事被反复讲起，即使变得面目全非，我相信最本真、最值得讲述的地方依旧保留其中。这样的故事不是小说，是用生命活出来的，是对生命对记录。”
2021年秋天，郑在欢出版了两本新小说集──《今夜通宵杀敌》（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团圆总在离散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对他来说，写小说不仅是文学创作，还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帮他解决了不少小时候对人对事的困惑，他说：“我用这几篇小说跟以前的少年说再见，说了再见我才能轻松一些，不然的话我会一直负重前行。”
《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一路延续，郑在欢的少年回忆至今未曾停歇，无论走到哪里，驻马店的故事一直会是他文学创作的内核。
想要找到跟自己一样
迎接异样之美的读者
记者：在你还不太知道小说是什么的时候，投稿给《收获》杂志就得到了很积极的反馈，要知道很多人做了一辈子文学梦，却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你认为自己有文学天赋吗？
郑在欢：天赋这个事儿很难说清，但我得承认我有天赋。我从认字起就爱上了阅读，我喜欢跟人聊天，当我逗笑了别人，自己也会感到得意。但这些都不是刻意为之，一旦刻意去做，可能非但逗不笑别人，还会让别人觉得尴尬。写作差不多也是这样，只不过写作确实是刻意的行为，但写作中最大的难题也是怎么才能去除刻意。
记者：《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两本书风格不同，你自己如何看待这种不同？这几年在写作上有哪些新感悟？
郑在欢：“杀敌”是元气，“团圆”多了点儿匠气。“杀敌”在前，是我20岁时的产物，正是意气风发、开疆拓土的年纪，是本能驱动，兴之所至。写完“杀敌”那批小说，我有三四年没写作，去上班挣钱，拥抱梦碎之后的现实生活。到了30岁，我重新开始写作，写了“团圆”，因为久别，所以不得不审视，这也就多了点儿匠气。从一开始我就不太喜欢匠气，但是没办法，如果一个人长期从事一项工作，免不了总结得失，免不了自我训练，让自己变得熟练。这是必经之路，我能做的就是在匠气之下保留点儿元气。最近我确实有一个新感悟，即小说就是不说之说，或者是说而不说。比起说，其他一切都得退而居其次，人、故事、真理，都是说的素材，只有说，才是小说的主体。
记者：在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你选择了严肃文学，为什么？
郑在欢：主要是因为我的个人志趣。我最早参加网络征文比赛时，也看了不少网络作家的小说，看不进去。但我记得有一个网络作家叫“烽火戏诸侯”，他的叙事风格就很鲜明。我喜欢讲故事，但更喜欢叙事，所以很难写类型小说，那多半会被抱有特定期待的读者谩骂。“严肃文学”这个说法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严肃，只喜欢写点儿说不清楚是什么故事的故事，想要找到跟自己一样敞开怀抱迎接异样之美的读者。
记者：能否具体解释一下叙事和故事的区别？
郑在欢：比如我回老家时，跟我奶奶聊天，奶奶七十多岁了，老催我结婚生孩子。虽然我也渴望组建家庭，但这可能意味着拖累。我说：“奶奶，你理解我吗？我想活的不仅仅是一辈子，可能是更久。我想干的事情，是让我自己能流传下去，能流传得比一辈子、比几辈子更长。”我这样说，奶奶肯定听不懂，这其实就是验证文学的时刻。内容她不懂，但诉说她是懂的，我的语气，我的神色，她立刻就懂了。她知道我是认真的，她知道这对我而言很重要，她被我的诉说而不是诉说的内容感染。对应到文学，就是被叙事而不是故事感染。从那以后，她没有再跟我提结婚的事，只是嘱咐我要照顾好自己。虽然有时候她的话里还是会冒出点苗头，但也换了策略，这同样是文学的策略。
记者：你喜欢给自己的小说穿上幽默喜剧的外衣，为什么？
郑在欢：言说方式就是言说本身，言说方式不是策略，是作家世界观的直接体现。我喜欢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尤其是《燃烧的原野》，认为每一篇都近乎完美──荒凉，粗暴，文体特别美，他写的穷苦不会让你感到堵心或者沉重，而是特别轻。他是个孤儿，连亲人都没有，论世俗角度上的遭遇比我苦多了。但不能这么比，作家要放下自己进入到别人的故事里，而不能像看街头戏法儿一样图个新鲜。前一段时间看韩东的《扎根》，我得出这么一个感受：“视一切生活为日常生活。”好作家的作品，最动人的永远是他的目光，他的观察，他的诉说，于是强大的叙事随之显现。
我热衷于创造故事
但不接受预设与压力
记者：写作是一种输出，任何人都不能只输出不输入，你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进行自我输入的？
郑在欢：其实在阅读和写作这件事上，我一直都不是个刻苦的人。我学吉他、学英语都很刻苦，老师说什么我听什么，让我练多久我练多久。我去上班，不光会把老板吩咐的事情干好，还想着要超额完成任务。但是阅读与写作，是我最早萌发的兴趣，小时候，每一次新课本发下来，我两天就看完了，连小红和小明买文具的算术题我都当成故事看。我热衷于创造故事，但不接受任何预设与压力。每次有人跟我说你要加油写作，我都会非常难受，这是唯一可以随心而动的事，为什么要加油？所以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要输入什么精神营养，想看的书我才会看，看不下去也不会硬看。
记者：当下时代信息爆炸，你的写作会受到各种新闻的影响吗？
郑在欢：我很少主动看新闻，一般一个新闻至少刷到几遍之后才会忍不住点开看看。我没有深究这是新闻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反正就是这样。
记者：你觉得自己哪篇小说写得最好？
郑在欢：在我的短篇小说里，我比较偏爱《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这个小说是临时起意，一气呵成，没有构思，毫不刻意，写完之后连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哇，怎么还有这样的故事？嚯，小说还能这样写？所以理想的作品是可以自然流露的，是花最少的心思干最多的事。当然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记者：你想过当一个畅销书作家吗？
郑在欢：虽然我的小说还没能成为畅销故事，但我始终相信，文学可以是最牛的商品之一，做这件事一定能很好地养活自己。反之对作家来说，你得用理想换面包，这样你才会磨砺你的理想，用最顶尖的专业态度去操持这一份理想。
打游戏的少年才能出众
乡下人靠短视频也能赚钱
记者：你从一个艰苦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你的经历让人感动，也让人想到当下农村那些留守儿童，还有那些外出打拼的人们，你觉得这些年来这个群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在欢：其实你这种说法也属于“感动叙事”，艺术是相对比较公平的领域，只要你愿意干，总有被人看到的机会。大家都是一般人，很多有才能的，仅仅是被一道门槛困住了而已。现在短视频和网络游戏在我看来是好事，起码大家总算有了一个共同的场域各尽其能。打游戏的少年也有才能出众的，拍短视频的乡下人也能靠这件事赚钱，至于会不会臣服于快餐文化，那还得看他们自己的想法。新一代在城市打拼的人，不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把自己的位置放那么低了，他们觉得通过努力可能会比城里人更厉害、更成功。
记者：如果不写小说，你现在会做什么？
郑在欢：我相信自己不会太差。我那些早早在外打工的发小就有发展得不错的。有一个人，在做快递员时认识了一些电器批发商，然后自己开了淘宝店，干电器批发，生意越做越好，我们村里有十来个年纪差不多大的，都跟他干起了淘宝店，都挣了钱。如果没有这个机遇，我相信他干别的也不会太差，因为他从小桀骜不驯，但又能交到朋友，能保持自我，又能跟人打交道，这是一种能力。
记者：因为发朋友圈的时候忘了屏蔽同村的人，所以老乡都知道你成了作家，出了书，知道你写了家乡的人和故事，这会给你带来干扰吗？
郑在欢：最近新书出版，前几次发消息我都屏蔽了他们。后来实在不胜其烦，两副面孔对我来说太累了，我心想算了吧，大不了被他们打一顿呗，还能怎么样？所以我该写写，该发发。干扰倒是没有，但我的老毛病可能也要慢慢改一改，比如直接把人家的本名写到小说里，这太容易让人对号入座了。
记者：现在你一般多久回一次老家？除了见奶奶，还有哪些让你想回家的动力？
郑在欢：我一般一年回家两三次，我奶奶年岁大了，我想多回去看看她，也见见邻居聊聊天，过年就是打打牌、喝喝酒，不同的是之前打牌、喝酒对我的吸引力大，如今我更想跟他们聊天。
记者：你现在是专职写作，每天都在写吗？
郑在欢：我不会把职业跟写作连在一起，我写作，还是太凭心情了。需要在情绪没有什么大的波动，身体不太累，没别的事情分心的时候，我才能写。我的理想生活是上午看书，下午写作，再抽空锻炼身体。2020年比较成功，我靠着这个规律写了个十几万字。我也不想抱太大的期待，还是写一篇算一篇吧，如果哪天不想写了，我也不会勉强自己。
郑在欢自述
乡村少年外出打工
抒写记忆中的人与事
我出生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一个偏僻乡村，在我刚出生几个月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长年在广州做小生意讨生活，我由奶奶带大。奶奶目不识丁，碍于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环境，她对生活从没有过什么追求，不吃任何好吃的，不穿任何好看的，最大的娱乐可能就是和邻居说说别的邻居的闲话。我11岁时，父亲和继母有了二胎，我被接回家充当保姆的角色。继母不愿支持我读书，念完初一后我就不再上学，跟着亲戚外出打工。
第一次去的是河北省的白沟，那里有很多做箱包的小作坊，工人差不多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我很快学会了踩缝纫机，每天从早上六七点干到夜里十一二点，有时甚至要干通宵。两年后，我又去了浙江省余姚市。一个亲戚介绍我到皮鞋厂做皮鞋，还是踩缝纫机，我也没什么奢望，只想挣点儿钱维持生活。白沟和余姚的经历，后来都被我写进了小说。
2005年，我和同伴一起看武侠小说，看了之后我自己也开始写。同时我也在写一个自传，写我上中学的故事，那是因为看了韩寒他们写的小说，我有点儿愤慨──这帮人有什么可悲伤的？动不动就流泪啊、痛苦啊，我的校园经历才是让人悲伤都悲伤不起来的那种──我们都是没人管的乡村留守儿童，彼此互不尊重，和父辈的关系也是剑拔弩张，我想写出来让大家知道。现在看来，当时我写的东西特别幼稚，特别想当然，但我也特别珍视。不过，这属于私人秘密，我不会把它拿出来。
我在农村长大，周围的人毫无疑问成了我的素材。写《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时，我沿着真实的脉络梳理记忆中俯首可拾的人与事，不提炼主题，也不做评判，就像是画人物素描，不加任何色彩，只是单纯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记忆，检验一下那些人在我心里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一直是个爱搞笑的人，向来以逗笑别人为己任。从记事起我奶奶的一句责怪就一直伴随着我，“就你勺道得很”，“勺道”在方言里是话多的意思。她对我这种对什么事都要插上一嘴还洋洋得意的毛病很是担忧，常用另一句话来教导我：“会说的想着说，不会说的抢着说。”像所有小孩一样，对大人的话我选择不听，所以这个毛病我一直没改，而且愈加精进。
我看过的喜剧并不多，但我喜欢喜剧。父亲给我取名叫欢欢，我喜欢这个名字，并不是说我有多快乐，我只是喜欢喜剧的方式。十几岁时，我把央视一个节目的宣传语“快乐生活每一天”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后来，我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又篡改李白的一句诗，把“人生得不得意都须尽欢”作为自己在各大社交网站的签名。正如我用喜剧的方式写下那些基本都很难过的故事，我只是想从生命中去发掘永恒的幸福和美好。我要谢谢那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是你们让我的记忆丰饶而又迷人，让我想说故事的时候，随时有故事可说，也谢谢你们，把自己的故事活得那么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