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公布，全国105个大城市中，昆山以141.43万人的城区常住人口规模赫然在列。党的十八大以来，昆山一直位居全国百强县首位。从经济数据看，2021年昆山GDP达4748.06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7.8%，再次位居百强县榜首。
昆山名列大城市，人口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人口迁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现象。唐代，由于“安史之乱”，造成了人口向南大迁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在江南发挥作用，致使江南成为全国的重要经济支柱。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再次导致中原人携带金银细软纷纷南迁，南方的人口密度第一次超过北方。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后，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从此中国南方社会进入繁盛的阶段。太湖流域星罗棋布的江南古城镇，其繁华根源盖出于此。
及至清乾隆年间，中国出现了三次众所周知的移民潮：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三次大规模的移民地域很不相同，却都有共同的特征：人们纷纷怀着美好的梦想，去寻找新的生活空间。而并非迫于战争或官府的意志，流离失所，亡命天涯。尽管漫漫迁徙之路，总有可能遇到不测。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唐宋之际的人口大规模南迁，促使来自北方的精英们所拥有的科技知识和财富，与江南优越的开发条件相结合，很快显现出优势。于是南方经济迅速发展，人们日益富裕，不再为饥荒所困，人口渐渐增加，乃至呈现人多地少的趋势。除了耕种土地，读书做官便成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谋生手段。经济条件好的家族就不遗余力让孩子读书，以考得功名，光宗耀祖。“耕读传家”正是这样形成了社会风气。江南自然地理环境优越，水网密布，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江山秀丽，物产丰盛，为财力和智力的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吸引更多的人迁徙而来。
昆山，作为江南重镇，从史前开始就是饭稻羹鱼的富庶之地。在二千余年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吸引众多外来者，且几乎没有人口向外迁徙的记录。豪富沈万三被明太祖朱元璋发配充军云南，客逝他乡，只是一个特例。他因炫富而罹难，看起来与财富有关，实际上是政治利益的牺牲品。直至今天，本土昆山人仍不愿轻易去异乡谋生。不少人负笈千里，去欧美和日本、澳洲留学，除了少数人在外当官做学者，只要可能，都会回到家乡附近的大城市如上海、苏州、杭州工作。像王安这样独自闯荡美国，开创事业，成为电脑大王的，实属凤毛麟角。其中最大的缘由，是昆山自有舒适的生活环境，历来为江南宜居之城，处处有福寿康宁的文化标识。顾炎武先生为了远大的目标，抛开舒适的生活慨然北上，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磨练成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其精神境界已远远超越常人。
宋淳祐《玉峰志》记载了祥符年间昆山的人口数量——
据古经载，宋祥符年间，有“主户一万三千七十八户，客户三千二百七十。主丁十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客丁三千三百零三。庆元间，主户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二，客户三千七百。视昔已多。今主客户共四万五千三百六十八户，一十三万四千五百口，较之古经盖将数倍。生齿日繁，则邑之壮盛可见云。”
昆山自从有第一部地方志《玉峰志》起，就记载了客户、客丁的数量（清代光绪年间的《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意味着，昆山外来人口徙入，早在宋代以前就开始了。陶渊明第九代裔孙陶岘，于唐开元二年（714）从江西九江迁移至昆山，落户千灯陶家桥，后迁徙至花桥镇陶家村，即为一例。古镇周庄的人烟稠密，起始于金二十相公于南宋初年从北方迁徙至此。古镇锦溪（陈墓）的成名，与宋孝宗陈妃埋葬在五保湖中有关。昆曲创始人梁辰鱼的先祖居住于河南大梁。元季时，十一世祖梁仲德任昆山州同知，梁氏家族才迁居到昆山澜溪定居。梁辰鱼的老师魏良辅则是江西豫章（南昌）人，明嘉靖年间流寓于鹿城（昆山）娄东（太仓）之间。南人与北人、南曲与北曲、中州音与昆山话的文化交融，促成了昆曲改良。一部昆曲发展史，正是一部文化融合史。
昆山历史上也遭受过战争的严重破坏。明代倭寇入侵、清兵屠城、日军轰炸，给鱼米之乡昆山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以顺治二年闰七月的昆山大屠杀为例，“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二十一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满清入关，屠城处处，铁蹄和刀枪无情地摧毁明朝的先进文化、科技发展和经济积累。一直到康熙年间，玄烨开创出康乾盛世大局面，江南的经济和文化才渐渐得以恢复。
地方史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后，昆山的人口总量维持清乾隆六十年的水平，在25万至29万之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略有上升。这个期间的外来人口，主要是苏北、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受灾荒和战乱的影响，拖家带口前来垦荒谋生。主要分布在昆北地势低洼地区，包括今天周市镇、巴城镇和玉山镇（高新区）一部分。据1995年出版的《石牌镇志》记载——
这里的移民“有的来经商后定居，如江西高氏、常熟钟氏等，有的是来垦荒种客田而安家落户，其中苏北籍农户最多，有兴化、如皋、东台、泰兴等等，主要分布在丁祁、南北、方港，其次是东岳、联民等村，光这几个村就有1100余人。”
张浦镇南吉山村有一个“老公司”，早先是一家垦荒公司，据说从各地招募的农户，来自全国各地，涉及十多个省。他们操着南腔北调，有着迥然而异的生活习惯，在接受昆山本土文化的同时，也给昆山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1949年以后，战争的创伤被迅速抚平。随着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生活条件改善，在931平方公里的昆山市域中，人口总量迅速从三十余万发展到五十五万，整体上始终呈平稳上升态势。
改革开放后，随着外资企业、台资企业的不断引进，大量年轻人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长三角”“珠三角”，落脚谋生，寻求发展。连续多年名列百强县市第一的昆山成为首选之地。截止到2021年底，城市总人口达312.4万（户籍人口114.3万）。
不同人群与多元文化的融合，促进昆山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城市建设带来了无穷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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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陶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