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巩悦悦
大刚刚结束的山东第一医科大学2020年国际青年学者论坛上，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史卫峰教授作为青年学者杰出代表进行发言，会上他自谦为“草根科研工作者”。
事实上，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眼前这位史教授，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实验室“劳模”，也是学术期刊的“常客”。
正因为在疫情防控科研攻关方面的贡献，不久前，他所在的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收到了科技部发来的感谢信，而他本人也被评为“抗疫榜样”。
从科研“青椒”到学术期刊“常客”
有数据显示，2012年博士毕业以来，史卫峰先后发表了90篇论文，其中SCI就有75篇，累计影响因子达700。虽说不能以论文数量来判断一个科研人员的成绩，但却能从侧面反映，他在科研工作方面的投入之多。
几天前的国际青年学者论坛上，史卫峰曾把自己比作“草根”。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解释了这一说法的缘由。
“传染病并不是我在硕士期间研究的课题，但其间学到很多知识可以应用到传染病上，因此就换了一个方向。”据他透露，刚从国外读博回来，既不是副教授，也没有国家级项目，那时不仅是草根、是新手，也是科研上的“青椒”。
科研之苦，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就无法真正的感同身受。
有很多科研人员，做了一辈子研究，也出不来成果。但是，从最近8年来看，史卫峰所做的每一次研究，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并非偶然。
史卫峰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归结在“新发传染病的研究领域备受关注”上。也正因如此，在爱尔兰读完博士之后，他选择回国，准备从事新发传染病领域的研究。“那时候，在国外读博没有影响力，再加上我毕业于地方高校、没有平台，因此刚回国那会儿，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史卫峰坦言。
不久后，H7N9禽流感来袭。当时国内做新发传染病研究的科研人员非常少，通过朋友介绍，史卫峰与中科院合作，很短时间就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成果，这才被圈内人熟知，逐步有了影响力。
“这是刚回国那会儿，自己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事后，史卫峰不无感慨地说。
出国读博的经历，对史卫峰后来的科研之路促进很大。
“导师不仅给我比较宽松的环境，还为我提供了全额奖学金，让我安心学习了接近四年，其间结识了后来的合作伙伴，这对我回国之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史卫峰介绍。
“死磕”病毒，凌晨回家是常态
自2006年起，史卫峰就开始了传染病领域的研究。在与病毒“死磕”的过程中，他坦言比“苦行僧”还要苦。
据史卫峰回忆，在从事H7N9研究期间，他虽然住在宾馆，但通常凌晨两点才回去。“那时连续七天高强度工作。最后一天直到凌晨五点、天都亮了，我们还没回宾馆。”
“我们承担了科技部包括新冠病毒的溯源、新冠病毒的传播与变异两个课题，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史卫峰说，新冠疫情期间的很多报告，都是团队与国家疾控合作完成的。
“拿到样本和基因组序列的第一时间，国家疾控会发过来，再由我们做数据分析、出疫情检测报告，并以国家疾控中心和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的名义报给相关部门。”史卫峰说，那段时间，大家从新闻上看到有关新冠的很多报告和进展，他们团队都有参与。
史卫峰说，大年初一中午，团队成员就集合了起来，当晚就有几个人睡到了实验室。相关部门需及时对外发布消息，科学、准确是第一要务。史卫峰团队每时每刻都要顶着巨大压力，因为他们要对报告的真实性、科学性负责任。
那段经历，堪比“行军打仗”。作为实验室负责人，史卫峰的压力可想而知。团队里的每个人都不轻松。
“团队就在我办公室隔壁，每当我一走过去、告诉他们又来数据的时候，有的女老师眼睛里泪汪汪的，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史卫峰说，因为当时物资比较紧缺，实验室里储备的防护服非常少，大家都很爱惜。为了节约一次性防护服，一位年轻女老师，每天在实验室一待就是七八个小时，不能吃喝，也不能上厕所。“因为做实验时，要长时间戴护目镜，勒得女老师的眼睛肿了两个月。”
即便熬过去了那段难捱的日子，史卫峰团队因为承担的科研任务重，必须要自我加压。因此早上8点半到单位，晚上11点回家，对他们来说都成为了稀松平常的事儿。
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才刚刚上路”
从一个人到一支团队。从没有实验室，到拥有800平方米的实验室，再到两三千万的科研设备……“感觉这才刚刚上路，未来几年应该会有更大成就，我们非常有信心。”史卫峰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史卫峰所在的公共卫生学院，建立了国内领先的病毒基因组研究平台。
“这个平台依托了高性能计算机服务器，在这个服务器上搭载主流的病毒基因组分析软件，所以病毒基因组的数据分析在我们平台上很容易就能完成。”
史卫峰透露，这也是此次疫情期间，他们能跟国家疾控有如此紧密的合作的原因。“数据来了之后，依据我们的数据分析流程，很快就能得出一个科学的结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数据爆炸时代，病毒基因组研究平台，就是史卫峰团队从事科研最主要的“器”。
“下一步，我们还要打造一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如果明年能顺利开建，预计后年就可以落地了。”史卫峰透露，这样他们就有两个平台，一个是看起来像计算机的干实验平台，另一个则能够看到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的真正意义上做传染病研发的湿实验平台，以此来做到”干湿结合“。
六月份，原本在基础医学院的史卫峰，被调整到公共卫生学院当院长。“我是一个科研人员，但学校既然把我放到院长的位置上，就要为学院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努力，否则就是一个失职的院长，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
史卫峰说，他来学院就是服务学生和老师的，“新冠疫情爆发后，国家对公共卫生非常重视，我要努力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建设好，这也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对于自己的科研团队，史卫峰也有自己的想法。
“虽然我们配合的很好，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对他们个人的发展缺少长远规划。”史卫峰认真地说，下一步要投入个人精力，为团队成员的明天做一些长远规划。
而在科研方面，史卫峰坚信：“只要我们够努力，相信产出是必然的。”
小村庄里走出来的科研人员
史卫峰的老家，位于泰安宁阳县下的一个小村庄。
在他的记忆中，虽然从小就对生物课本上的天文望远镜感兴趣，但并没有立志要当科学家。
“学习上父母都不管，但他们教我为人处事、乐于吃亏，对我影响很深远。”说到这里，史卫峰回忆道，父亲开了一辈子小卖部，无论夏天还是冬季，都是凌晨四点多起床，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深深影响着他。
之所以选择学医这条路，史卫峰说，小时候，家里的姑姑、哥哥也有考上大学的，有的学医，有的学了生物，“这对我来说，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史卫峰硕士其间就发表了英文论文。但实际上，他小时候英语学习马马虎虎，直到初一年级，才正式接触英语。转变是从大学开始的。
“读大学以后，我在英语上花费了较多时间，因为那时候对出去长见识的概念比较强烈。”史卫峰回忆，当时同学们比较发愁的英语四级考试，他第一次就考了88.5分（当时满分为100分），“班里同学都非常震惊。”
读硕士期间，他看到的很多文章都是国外的。因为每位通讯作者都留了邮箱，他就主动用英文和这些作者联系，交流没读懂的地方。
工作之后，家人给予了史卫峰极大的包容与支持，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因为平时在家里的时间太少，史卫峰心里想，今后一定要尽可能多地陪伴爱人、孩子及父母。
一转眼，孩子已经上初一了。
史卫峰说，他虽然平时没有太多时间和孩子交流，但还是会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潜移默化地教给孩子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而不单纯盯着他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