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可能是最适合中国人的减肥指南”的余热，今天翻译组为大家详细说说为什么很多人一直在算卡路里，却还是没能减肥成功。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也不会有完全一样的食物，相对于复杂的人体结构和花样百出的食物制作烹调方式，看似精确的卡路里其实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衡量标准。与其辛辛苦苦的做算术，不如把目光移向自己的“饱腹感”。
摄入的卡路里 - 消耗的卡路里：这个简单的公式通常用于计算体重的增加或减少。但是节食的人们经常感觉，这个公式并不管用。软体动物播客（Gastropod）的辛西娅·格莱和妮可拉·特利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
“对我而言，卡路里是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计量单位。”
住在德克萨斯州阿灵顿的波·纳什今年38岁，是一家教科书出版社的技术总监。他身高178cm，体重111公斤——属于肥胖级别。
为了减肥，纳什下载了一个app，专门记录他摄入的卡路里，并带上了一只Fitbit健身手环，追踪他消耗的能量。显然，这些工具记录的信息很精确：纳什每吃一口薄脆饼干所摄入的卡路里，每爬一步楼梯所消耗的卡路里，都能得到量化。但是如果看实际体重的话，他发现体重和这些卡路里数据并不完全对应。他的体重增减似乎并不取决于计算出的卡路里总额，更多的是与卡路里的来源以及消耗方式有关。他说，卡路里这个单位的“性质本身就很模糊”。
塔拉·赫勒也属于肥胖。2014年圣帕特里克节（3月17日）那天，她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怀孕期间她胖了32公斤，至今没减下来。她是一名驻伊利诺伊州的自由科学记者，熟知减肥的科学，但是和纳什一样，她也发现这种科学并没有转变成现实。“从数学、科学角度甚至是内心感觉来说，用离散单元卡路里计量出的热量摄入值和消耗值，应该是可以抵消的。”赫勒说道。“但实际上好像并非如此。”
现在，有很多像纳什和赫勒一样的肥胖患者：美国的成年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二超重或肥胖。他们中有很多人都通过节食减肥：无论什么时候，每三个肥胖者中就有一个试图通过节食法减肥。但是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节食减肥的效果并不持久，而且节食失败的代价都很高昂。肥胖问题如此普遍却又无法彻底解决，导致了巨大的损失，比如美国政府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花费已经超过了1470亿美元，肥胖引发的工作缺勤已经造成了43亿美元的损失，而生产效率方面的损失则更多。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测量单位——卡路里——以及那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计算公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出，“为了减掉体重，你消耗的卡路里必须要比摄入的多”。纽约大学研究营养学、食品和公共健康的教授玛丽安·奈索认为，像纳什和赫勒这样的节食者，即使是每顿饭都吃麦当劳也能减肥，只要他们能消耗掉足够的卡路里。“真的，这样就能减肥。”
但是纳什和赫勒发现，控制体重并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不单单只涉及个人的自控能力了。无论是纳什Fitbit手环上记录的数字，还是赫勒每次都会认真研读的食品标签上的数字，最多都只是一种合理的猜测。更糟的是，科学家们陆续发现，有些卡路里的计算值完全就是错误的——减肥者们误认为只要消耗的卡路里多于需要消耗的数量，就可以减掉体重了，比如，为了彻底消灭卡路里，赫勒的方式就是在跑步机上再多跑1英里。但是，一卡路里不仅仅就是一卡路里。我们错误地迷信着这个看似简单的计量公式，可能阻碍了我们减肥。
计算卡路里最早是从马里兰州一个不知名的办公大楼里开始的。这个大楼是贝兹维尔人类营养研究中心的大本营，归美国农业部管辖。我们去拜访的时候，研究中心的厨师们正在为研究对象准备晚餐。塑料餐盘上摆着烘肉卷、土豆泥、玉米、烤面包、巧克力司康、香草味酸奶和一罐番茄汁。厨师们对每种食物都进行了称重，然后装进袋子里，有时还会额外加上一个两公分长的面包条，以确保每个餐盘里食物的卡路里总量正好等于每个研究对象需要摄入的数量。“实际上，许多人都很称赞我们准备的食物，”大卫·贝尔说道。他是美国农业部的一名生理学家，负责监督这项研究。
贝尔和同事们所做的这项研究工作，依据的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专业技术。奈索试图用现代的方法，去理解法国贵族化学家拉瓦锡提出的有关食物和热量的理论。18世纪80年代早期，拉瓦锡发明了一种三壁式的金属罐，这个金属罐非常大，可以装下一只荷兰猪。金属罐内壁是一层冰。拉瓦锡知道将冰融化需要多少热量，所以他能够通过测量罐内滴出的水量，估算出动物释放出的热量。不过，拉瓦锡没有意识到的是（当然他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去发现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的这个方法，不仅可以测量荷兰猪释放出的热量，还可以测量荷兰猪从食物中摄取的热量。
直到最近，贝兹维尔的科学家们所用的方法，实质上就是将拉瓦锡的金属罐做了一个放大版，然后测量人类释放出的热量：在一个小房间里，实验对象可以在这里睡觉、吃饭、排泄、在跑步机上行走，同时，安装在墙上的温度感应器会测量实验对象释放的热量以及消耗掉的卡路里。（我们现在是用卡路里计量热量。粗略地说，一卡路里等于一公斤水上升1摄氏度所需的热量。）今天，那些“直接受热”的热量计大部分已经被“间接受热”的系统替代，在这种系统里，传感器会测量吸入的氧气和呼出的二氧化碳。科学家们知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会消耗多少热量，因此，他们可以根据二氧化碳的数量来倒推消耗的热量。比如，一个人呼出了15公升的二氧化碳，那他一定消耗了94卡路里。
这套实验设备有三个间接热量计，从厨房一直延伸到了大厅里。“它们在本质上很像一种步入式冷库，但是经过改装，这样实验对象可以住在里面，”生理学家威廉姆·普勒在带着我们参观的时候，给我们解释道。每一间无尘室里都有一张折叠靠墙的单人床，旁边依次是马桶、水槽、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台较短的跑步机。墙上有两个风门，分别用来传送食物、血液样本、尿液和粪便。如果没有这些显示房间功能的装置，这个有着塑料地面和日光灯的小房间看起来很像20世纪70年代的宿舍。普勒解释说，实验对象一般要在这个热量计中待24-48个小时，期间的所有安排都是严格按照计划执行的。房门上用大头针别着的一张注意事项，上面写着最新的研究安排：
下午6:00-6:45——晚饭，
晚上11:00——最晚的睡觉时间，强制熄灯，
晚上11:00-凌晨6:00——睡觉，即使不睡也要在床上躺着。
每天除了三餐、血液检测以及大小便以外，每个小时实验对象都会被要求在跑步机上花30分钟走3英里。剩下的时间就是他们的“低度活动期”，普勒说道。“我们鼓励他们编织衣物，或者是读书，”他说，“如果让他们自由行动，他们可能会在小屋里做出一些让你惊讶的行为。”他告诉我说，他曾有一个不太配合的实验对象，夹带了一袋子的M&M豆进了实验室，结果，这些巧克力豆掉在了地上，这才被他们发现。
每个房间外面都有一排电子屏幕，普勒可以在屏幕上准确地监察在任何时间点上，每位实验对象消耗的卡路里。这么多年来，他和同事们已经汇总了这些实验对象的实验结果，希望能够得出广泛适用的一般性数据：比如，一名55公斤的女性如果一小时跑4.0英里会消耗多少卡路里，或者，一位久坐的男性在60多岁的时候每天需要摄入多少卡路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数以千计的、经过精确测量的实验数据计算得出的平均值，所以波·纳什的运动追踪器才有数据可用，塔拉·赫勒才能根据她自己的身高体重设置每天的卡路里摄入指标。
测量食物的卡路里，需要依据另一个改版自拉瓦锡发明的装置。1848年，一个名叫托马斯·安德鲁斯的爱尔兰化学家声称，他可以估算食物的卡路里，所用的方法就是在一个小容器里焚烧食物，然后测量周围水温的变化。（从化学的角度来说，焚烧食物与人类分解食物的原理非常相似，不过前者速度更快，更难掌控。）现在，科学家们根据安德鲁斯的方法，制造了“弹式热量计”，用于测量食物的卡路里。在贝兹维尔中心，实验室的弹式热量计已经烧过烘肉卷、土豆泥和番茄汁这三种食物的样本。“我们先把它们冷冻干燥，然后碾成粉末，最后烧掉，”贝尔说道。
当然，人不是弹式热量计，对于摄入的食物，我们无法将每一卡都吸收掉。不过，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得以解决，这是营养科学历史中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实验。农业部有一名叫作威尔伯·阿特沃特的科学家，他先测量了4000多种食物的卡路里，然后让志愿者们吃掉这些食物，随后再收集他们排出的粪便，并在弹式热量计中将这些粪便烧掉。最后，他用食物的热量值减去粪便中的热量值，得出的就是阿特沃特值，即每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中含有的可以使用的热量。这些有着百年历史的数据仍然是当今实验的基础。如果贝尔想知道晚餐中每公斤烘肉卷的卡路里，他会根据阿特沃特值校正弹式热量计，然后再进行测量。
整个公司，上至贝兹维尔的员工，下至购买的食物包数量，都萦绕着一种要科学、精确地测量卡路里的氛围。但是，精确本身就很虚假。
测量卡路里的第一步，包括阿特沃特和其他科学家列出的食物名单，就已经存在这个问题。那些测量卡路里的公司已经得到批准，可以通过在弹式热量计中焚烧冷冻干燥的食物颗粒来获取卡路里的数值。但是玛丽安·奈索说，大部分公司都嫌麻烦，省去了这个步骤，有些公司使用的是19世纪末阿特沃特得出的数据。不过，食物和药物管理局（FDA）也允许公司使用一组调整后的数据。这组数据是农业部在1955年发布的，在测量过程中考虑到了人们在消化不同食物时会有用不同的方式。
塔拉·赫勒最喜欢吃的就是德克萨斯-墨西哥煎豆泥，根据阿特沃特测量的数值，塔拉·赫拉能从一盘子煎豆泥的每克脂肪中摄入8.9卡；调整后的数据则显示，因为豆类中的一些植物纤维很难消化，因此她只能摄入8.3卡。根据公司所选择的卡路里测量方式——FDA又批准了两种测量方式，总共有5种——一份特定的意大利细面条含有200-210卡。而这些不确定性会累加。赫勒和波·纳什可能会拒绝一块儿小点心，或者在爬楼梯机上再多走几层，以确保他们没有超过每天100卡的限额。但是，如果他们计算卡路里用的数据是错的，那么他们有没有超过这个限额已经没有意义了。
另一个问题是，食物的分量。塔夫斯大学营养学研究中心的苏珊·罗伯茨和她的同事们，调研了40家美国连锁餐厅，包括橄榄园餐厅、澳派牛排馆和PF Chang的中餐馆。他们发现，对于菜单上所列的食物，一盘的量理论上应该是500卡，而实际上可能有800卡。罗伯茨说，这个误差很容易出现，比如厨师多放了点儿炸薯条或者多加了点儿酱汁。因为有这种情况存在，那些严格计算卡路里的节食者们几乎不可能精确地测量出自己摄入的热量。
即使计算出的卡路里很准确，但食物的总热量和身体吸收的热量之间存在显着差异，那么像赫勒和纳什这样的节食者们就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也是最近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差异问题，不过与食物包装时产生的误差相比，这个问题对精确性的影响更严重。实际上，最新的研究已经开始质疑“一卡路里就是一卡路里”的这种营养科学核心理念的合理性。
例如，贝尔和同事们通过在贝兹维尔的实验发现，有时候我们身体吸收的卡路里数量会少于食物标签上显示的数量。他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比对数据是调整后的阿特沃特值，研究显示，实验对象从杏仁中吸收的卡路里仅有阿特沃特值的三分之二，从核桃中吸收的卡路里则只有阿特沃特值的79%。对于那些既要计算卡路里又想将杏仁或核桃当点心吃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他/她吸收的卡路里远比预期的要少。贝尔怀疑，这个差异源自坚果的特殊构造：“所有的营养成分——脂肪、蛋白质或类似的物质——都蕴藏在植物的细胞壁中。”除非这些细胞壁能够被分解——通过加工、咀嚼或烹饪，否则，一部分卡路里将仍然无法被人体吸收，只能作为废物被排泄掉。
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做法，即尝试着像黑猩猩那样吃东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理查德·兰厄姆——哈佛大学人类学家，《生火：烹饪如何造就人类》一书的作者——开始在非洲观察野生黑猩猩。兰厄姆尝试着学习动物进食的方式，完全吃生食，零食也只吃水果、种子、树叶和昆虫，如白蚁和行军蚁。“我发现，这种吃法经常会让我饿得不行，”他说道。“然后我意识到，人类吃的每一种食物都是经过烹饪的。”
自此，兰厄姆和同事们提出，烹饪分解了食物的微观结构，释放了那些被锁住的热量，从而减轻了肠道的负担。这些原本应该由肠道承担的消化工作被有效地“外包”给了微波炉和平底锅。例如，兰厄姆发现，如果实验鼠以生花生为食，那么与吃等量炒花生酱的实验鼠相比，前者的体重远比后者要轻。对于肉类也有同样的效果：汉堡包中可吸收的卡路里就远高于鞑靼牛排。当然，不同的烹饪方式效果也不一样。2015年，斯里兰卡的科学家们发现，在蒸米饭的过程中加入椰子油，蒸熟后将其放入冰箱中冷藏，这样就能将米饭可吸收的卡路里减少一半以上。
兰厄姆的发现对节食者们有重大意义。例如，如果纳什喜欢生吃牛排，那么与吃熟牛排相比，他将少摄入几百卡。不过，FDA在制作营养标签时，所用的方法并没有考虑生食和熟食之间的区别，或者蔬菜捣碎制汤与整颗蔬菜的区别，更不用说植物结构和动物细胞之间的区别了。对FDA来说，一块牛排就是一块牛排，没什么区别。
工业化的食品加工工艺将食物放在超高温和超高压下处理，释放出的卡路里可能更多。兰厄姆说，食品行业正在“不断地将食物变得越来越软烂，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可供人体吸收的卡路里。然而讽刺的是，西方国家正面临极大的压力，想要减少人类从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兰厄姆准备寻找更多的食材范例，研究不同的结构对卡路里可摄取性的影响。“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让成百上千的营养学专家们研究好多年，”他说道。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不同的人身高、体脂含量、肝脏体积、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水平以及其他因素存在差别，这些差别导致人们需要不同的热量来维持身体基本机能。对于同性、同重、同龄的两个人来说，热量需求的差别可能高达600卡/天——超过了建议中等活跃度女性摄入量的四分之一。即使是像吃饭时间这种看起来不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我们对热量的摄取。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摄入高脂肪饮食的实验鼠，与24小时内不定时地摄入同量饮食的实验鼠相比，前者增加的体重比后者少28%。研究者表示，不规律的饮食会影响肝脏的生理周期以及它代谢食物的方式，进而影响整体的热量平衡。不过，在贝兹维尔的实验中因为有饮食日程表，所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直到最近，基因对肥胖有重大影响这一观点仍然具有吸引力：一些研究者假设，进化压力更加倾向于选择那种会让人吸收更多卡路里从而变胖的基因。不过在今天，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我们无法将肥胖归咎于DNA。“在20世纪80年代，肥胖患病率急剧上升，”奈索说道。“基因在10到20年的时间里是无法发生改变的。所以，基因只是肥胖的一部分原因。”
不过，研究者们开始将人们对卡路里的吸收差异，归因于人体腹部螺旋管内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一些难以嚼烂的或纤维状的食物在胃部无法分解，需要由肠道内的这些微生物进行消化，消化过程中会进一步释放卡路里。但是，不同菌种和菌株的微生物分解释放卡路里的效果会有所差异，与它们的宿主分享这些卡路里的程度也不一样。
2013年，华盛顿大学杰弗里·戈登实验室的研究员们追踪了好几对双胞胎，这些双胞胎都是其中一人肥胖，另一人很瘦。他们提取了每个人的肠道微生物，然后注入实验鼠（体内不含这些微生物）的肠道内。结果显示，尽管实验鼠摄入相同的饮食，但是体内注有肥胖一方微生物的实验鼠体重增加，而注有另一方微生物的实验鼠则仍然很瘦。“这个结果真的非常令人惊讶，”彼得·特恩伯说道。他曾和戈登一起工作，现在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带领自己的实验室。“这项结果首次表明，这些微生物可能真的会影响身体从饮食中摄取的热量。”
每个人体内的微生物种类和指纹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它们可以轻易通过饮食和环境进行传播。虽然现在人们对它们的作用知之甚少，不过关于肠道微生物如何影响人体的整体热量平衡，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例如，那些增重药物可能就是通过调整肠道内的微生物数量来达到效果的。2015年11月，有研究人员发布文章说，利培酮——一种抗精神病药，会调节实验鼠体内肠道微生物。这种微生物数量的变化会降低实验鼠在休息时的新陈代谢，导致它们的体重在两个月内增加了10%。该文作者还表示，这一效果对应在正常人身上就是一年内增重13.5公斤，相当于每天多吃一个芝士汉堡。
其他的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对人类的影响可能和实验鼠一样，会导致体重增加。举个实例，一位母亲接受了肠道微生物移植，这些微生物源自她十几岁的女儿，女儿体重超重，然后这位母亲的体重增加了18公斤。这位母亲的肠道感染了艰难梭菌，这种菌能抵抗抗生素，不过通过这次移植她已经痊愈。但是，正如去年的那篇研究文章所说，她无法通过节食或运动减去增加的体重，而她的生理机能中唯一被改变的就是肠道微生物。
对于那些如纳什、赫勒和其他数百万的计算卡路里的人而言，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令人不安的巨大误差。食品标签上的卡路里与我们实际可从食物中获取的卡路里之间存在差别，加上每个人对食物的代谢程度不同，最后产生的误差可能远多于200卡/天，然而营养学专家们经常说每天应消耗200卡才能达到减肥效果。所以，即使纳什和赫勒做得再好，也不会让体重下降。
不过，这些并不意味着卡路里是一个无用的概念。虽然计算的卡路里值并不精确，但它们仍然提供了有用的相对热量值：站着比坐着消耗的卡路里多；曲奇饼干比菠菜含有的卡路里多。但是，消耗卡路里的方式有很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食品热量计算体系不应该只依赖那些特定的数字，现在是时候从整体上看看我们吃了什么。
威尔伯·阿特沃特当时面临的问题则有所不同。在20世纪初，营养学专家们要确保的是人们能够吃得好，那么用卡路里量化人们的热量需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今天，困扰人们的不是饥饿而是超重；全世界有19亿成年人被认为是超重，其中6亿人是肥胖。肥胖会加大罹患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这是一项新的挑战，可能需要新的衡量标准才能解决。
一个可选择的替换标准是，不要关注摄入的热量，关注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饱腹感。想象一片300卡的芝士面包片：体积应该很小。“所以你会对这顿饭感到非常不满意，”苏珊·罗伯茨说道。而如果你吃的是300卡的鸡丁沙拉，里面有坚果、橄榄油和烤蔬菜，“那你摄取了多种营养成分，很好地满足了各项需求，”她说。“所以你吃完之后感觉很饱，这种饱腹感会持续几个小时。”
罗伯茨根据研究结果，制定了一套减肥计划，这套计划的依据是饱腹感而不是直接计算卡路里。她的想法是，如果吃的食物能够让人们感到满足并保持长时间的饱腹感，那么就能预防人们在午饭时吃得过多，或者是抑制人们在吃完饭后就开始找零食吃的冲动。为了防止人们感到饥饿，她认为一个苹果、白鱼和希腊酸乳最有效。
这个想法的背后是有证据做支撑的：在一项研究中，罗伯茨和同事们发现，如果人们能够严格遵循她的饱腹感计划，与那些使用以计算卡路里为基础的传统方法的人相比，前者减下的体重是后者的三倍，而且效果能持久。哈佛大学的营养学专家大卫·路德维格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测量食物摄入量的基础应该是饱腹感而非卡路里。他的研究证明，那些早饭吃速食燕麦片的青少年，与那些早饭吃相同热量但更令人有饱腹感的煎蛋卷和水果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在吃午饭时会比后者多摄入650卡。
亚当·德鲁诺夫斯基，华盛顿大学的一名流行病学家，也提出了一种升级版的替代卡路里的方法：营养密度评分。这个评分系统依据每卡的营养成分将食物进行排序，而不是仅仅依赖整体的卡路里值。深绿色的蔬菜和豆科植物得分较高。尽管这三种方法的具体操作不同，但是它们都认为：改变我们测量食物摄入量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摄取食物。
个体消费者们现在可以开始使用这些方法了。但是，要想说服食品行业和相关的监督组织如FDA，让他们采用一个基于以上替代方法的、全新的标签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短时间内，消费者不太可能看到食物标签上的卡路里单位被罗伯茨或德鲁诺夫斯基提出的单位取代；不过，这些研究工作本身就有重要的提示意义，提醒着人们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衡量食物的摄入量，这些方法对于减肥和保持整体健康来说可能更加有效。
或许有一天，还有一个方法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更加有效：个性化营养。从2005年开始，阿尔伯塔大学的大卫·威沙特就一直在将人体内的几十万个化合物进行分类，人体的代谢组就是由这些化合物组成。现在，他已经列出了42,000种化合物，其中有很多就负责消化食物。他近期正在整理食物的代谢组数据：这组数据中的30,000种化合物都是直接从食物中摄取的。威沙特估计，这两组数据最终包含的化合物可能都会达几百万种。“人类吃的食物种类多得难以想象，”他说道。“这些吃进去的食物都需要我们的身体进行转化，最终变成其他各种各样的化合物。”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化合物都是什么——或者有什么作用。
根据威沙特所说，这些化合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热量平衡。他指出的一项研究表明，高果糖的玉米糖浆和其他形式的多余果糖（与水果中含有的果糖不同）会刺激人体产生化合物，这些化合物最终会变成过量的肥胖细胞，这个过程与摄入额外的卡路里无关。“如果我们少吃一些这样的食品，”他说道，“我们的身体就有可能恢复更加适度、速度更慢的新陈代谢，这样我们的体内就不会积累过多的脂肪细胞了。”
我们每个人的代谢组都是由数万——或许是数百万——种化合物组成，所以每个人代谢食物的方式也可能千差万别，再加上每个人的肠道微生物也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那么个性化饮食建议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威沙特憧憬着，在未来你可能只需要拿着智能手机，对着食物拍个照，然后手机就自动显示这些食物对你的影响，以及你将从这些食物中摄取多少卡路里。而你的朋友如果对着同一盘食物拍照，得出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又或许，可以采用调整体内微生物群落的方法：如果你想减肥，那你需要做的是调节自身的肠道生物群，从而在减少吸收的卡路里的同时又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彼得·特恩伯则告诫说，现在的科学还无法设计出一组特定的微生物群，更不用说如何有效地将它们植入你的肠道，但是令他欣慰的是，人体内微生物种群的“可塑性和延展性都非常好”——我们已经知道，当我们服用抗生素、或旅行到不同的地方、或吃下不同的食物时，这些微生物群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能够将它们弄明白，”他说道，“那么或许有一天，你有可能定制自己的微生物群”以实现你想要的效果。
目前，这些方法都还不够成熟，无法直接取代卡路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现在需要创建一种新的方法对食物进行测量。正如赫勒的回答，“科学界到现在都还没有设计出一种更好的测量方式，对于这一点我是有点儿生气的，”她坦诚道。她回想起上次在TGI Friday餐厅，自己对照着一张混乱的数据表寻找哪些食物是低卡的、是自己能吃的，这让她很崩溃。对于像赫勒和纳什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知道超重会带来健康隐患，所以拼尽全力想要减肥，那么科学界就应该设计一种更好的测量体系供他们使用。现在看来，未来会有一合适的方法出现。科学已经证明卡路里不符合标准，现在是时候寻找替代之法了。
